腹膜透析患者葡萄糖与淋巴细胞比值和首次腹膜炎发作的神秘关联

为探究腹膜透析（PD）患者基线葡萄糖与淋巴细胞比值（GLR）和首次腹膜炎发作的关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发现 GLR 升高与首次腹膜炎发作风险增加有关，有助于个性化医疗。

　　腹膜透析患者葡萄糖与淋巴细胞比值和首次腹膜炎发作的神秘关联

在医疗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作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ESKD）患者重要的肾脏替代疗法，正发挥着关键作用。自 1985 年香港推行 “PD 优先政策” 后，PD 在全球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PD 并非十全十美，与之相伴的腹膜炎成为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一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还对 PD 的长期治疗构成巨大挑战，让无数患者和医护人员头疼不已。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寻找能够精准识别腹膜炎高风险患者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Qiqi Yan、Guiling Liu、Ruifeng Wang 等研究人员挺身而出，开展了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试图揭开葡萄糖与淋巴细胞比值（Glucose to Lymphocyte Ratio，GLR）与 PD 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之间的神秘关联。他们的研究成果为 PD 患者的治疗和管理带来了新的希望，有望推动个性化医疗的发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

此次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他们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病历中，精心筛选出 430 例首次接受 PD 治疗的患者。经过严格的排除标准筛选，最终 314 例患者纳入分析。研究人员收集了患者的基线特征、临床信息、实验室参数、透析相关数据等丰富资料。其中，GLR 通过空腹血糖与淋巴细胞计数相除得出。研究的主要结局是首次腹膜炎发作，同时还包括转为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治疗、肾移植、死亡、转至其他中心、失访或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进行数据截尾。

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首先，用 Shapiro-Wilk 检验判断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均值 ± 标准差表示，偏态分布的数据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接着，根据 GLR 的三分位数将所有参与者分为三组，通过 “CBCgrps” 包比较组间差异。利用 Kaplan-Meier 曲线分析首次腹膜炎发作累积发生率的差异，借助 Cox 比例风险模型探究 GLR 与首次腹膜炎发作的关联。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还构建了四个基于不同协变量的模型进行调整分析。此外，采用竞争风险分析、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在研究结果方面，患者的基本信息如下：314 例患者中，男性 145 例（46.18%） ，59 例（18.79%）患有糖尿病，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2（42, 61）岁。在中位随访 27 个月期间，123 例（39.17%）患者出现首次腹膜炎发作，且随着 GLR 三分位数的升高，首次腹膜炎发作的发生率也逐渐上升（三分位数 1：32.08%，三分位数 2：37.50%，三分位数 3：48.08%）。

通过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发现，虽然 GLR 与空腹血糖或淋巴细胞计数在预测首次腹膜炎发作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上无统计学差异，但在 1 年和 3 年时，GLR 的 AUC 高于空腹血糖和淋巴细胞计数；在 5 年时，GLR 的 AUC 略低于淋巴细胞计数，但仍高于空腹血糖，这表明 GLR 的预测能力可能优于单独的空腹血糖或淋巴细胞计数。

Kaplan-Meier 曲线显示，不同 GLR 三分位数组间首次腹膜炎发作的累积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Log-Rank 检验，P=0.018），进一步组间比较发现三分位数 3 组的累积发生率显著高于三分位数 1 组。在未调整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中，三分位数 3 组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的累积风险更高（HR：1.824，95% CI：1.178 - 2.824，P=0.007）；在充分调整混杂因素后，三分位数 3 组患者的风险依旧显著更高（HR：2.633，95% CI：1.223 - 5.668，P=0.013）。

竞争风险分析中，Fine-Gray 竞争风险模型表明，三分位数 3 组首次腹膜炎发作的累积发生率高于三分位数 1 组和 2 组，累积发生率随三分位数升高而逐渐增加，三分位数 3 组风险最高，Gray’s 检验显示三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21）。在多变量 Fine-Gray 分析中，各调整模型的亚分布风险比（SHR）一致表明，三分位数 3 组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的风险独立高于三分位数 1 组。

亚组分析按性别、年龄、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和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病史进行分层，森林图显示 GLR 与这些亚组变量之间无显著交互作用。敏感性分析采用多重填补法处理缺失数据后，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结果仍保持一致，三分位数 3 组和 1 组首次腹膜炎发作的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HR：1.811，95% CI：1.117 - 2.939，P=0.016） 。

综合研究结果与讨论，此次研究明确发现，随着 GLR 三分位数的升高，腹膜炎的累积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三分位数 3 组的 GLR 升高与 PD 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风险增加独立相关，且这一关联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依然显著。竞争风险分析、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的稳健性。

GLR 作为一个反映葡萄糖代谢和全身免疫状态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其与 PD 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相关的潜在机制可能与慢性炎症、葡萄糖代谢紊乱和免疫功能受损有关。在 PD 患者中，炎症普遍存在，而 GLR 是慢性炎症的标志物，本研究中 GLR 三分位数 3 组患者的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高于三分位数 1 组，而 hs-CRP 水平升高可预测 PD 患者的腹膜炎风险。同时，PD 患者常存在葡萄糖和胰岛素稳态失调，高血糖不仅能维持慢性炎症状态，还会导致腹膜结构和功能改变、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增加腹膜炎风险。此外，淋巴细胞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计数减少反映免疫功能异常，使患者更易感染细菌，难以有效清除细菌，进而增加腹膜炎风险。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回顾性研究，无法明确 GLR 与首次腹膜炎发作之间的因果关系；GLR 预测首次腹膜炎发作的 AUC 相对较低，且样本量较小，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需要在更大规模、多中心的队列中进一步验证；研究仅考虑了基线 GLR 水平，未关注其在随访期间的潜在变化；由于 DM 与使用抗糖尿病药物之间存在显著共线性，后者未纳入多变量 Cox 回归模型；并且，研究无法排除所有可能影响腹膜炎发作的潜在混杂因素，如生活环境、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等。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该研究仍是首次探索 GLR 与 PD 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之间潜在关系的重要尝试。GLR 作为一种经济且易于获取的生物标志物，为预测 PD 患者首次腹膜炎发作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推动个性化医疗决策的制定，改善患者的预后。未来，期待更多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能够深入探索 GLR 与腹膜炎之间的关系，明确其潜在机制，为 PD 患者的临床治疗和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