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生育密码：中国农村女性移民获城市户口如何影响生育？

为探究获得城市户口对中国农村女性移民生育的影响，研究人员利用 CMDS 数据和交错 DID 模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举措能提升生育率且存在群体差异。推荐科研读者阅读，助您了解人口生育与政策关联的前沿成果。

　　

在当今社会，人口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生育问题，它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稳定。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迁移政策对生育的影响逐渐成为人口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在众多关于迁移政策影响的研究中，虽然有不少探讨了公民身份障碍对各种社会经济成果的作用，但对于给予平等公民权利如何影响国内移民的生育决策，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内部人口流动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

中国的农村 - 城市迁移现象有着独特的行政背景。“农村移民” 指那些持有农村户籍（户口），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群。截至 2020 年，中国有 4.9276 亿国内移民，占总人口的 35%，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 - 城市移民。这些移民虽身处城市，却因农村户口身份面临诸多制度障碍，在获取城市福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困难重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安排，它在本地与非本地登记、城市与农村户口之间设置了双重限制，不同类型的户口所享受的福利截然不同。比如，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轻松享受城市的公立学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住房补贴、养老金等公共资源，而农村户口的移民却无法企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农村移民在获得城市户口后生育决策的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之前，虽然有大量研究关注城市居民和定居农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但对于以生育年龄人群为主的农村移民的生育决策，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有研究显示，2018 年农村女性移民的总和生育率极低，二孩生育率甚至低于 0.8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假设为第一作者单位）的研究人员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Impact of obtaining urban citizenship on fertility among rural female migran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的论文。这项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对于理解中国人口生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为了开展这项研究，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他们使用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1 - 2018 年的数据，该调查覆盖了中国 31 个省 340 多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包含丰富的人口信息。同时，研究人员手动收集了 286 个城市的户口改革数据，精确到月份。在分析数据时，采用了交错双重差分（DID）模型，将户口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有效控制了试点和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原有差异以及同期政策的影响；还运用了事件研究法，来检验政策实施的动态效果。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

1. 事件研究：运用交错 DID 模型的前提是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趋势一致。由于各试点城市户口改革时间不同，研究人员为每个试点城市创建了相对时间值虚拟变量。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相对时间值虚拟变量系数不显著或接近零，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农村移民生育率没有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由于模型中包含一年的滞后期，当 （即政策实施一年后），农村移民生育概率显著增加，生育率由负转正，并且在政策实施两年后达到峰值，之后政策效果逐渐减弱，实施 5 - 6 年后系数变得不显著。这说明户口改革对农村移民生育有短期刺激作用。
2. 基线结果：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模型规格进行回归估计，以探究获得城市户口对农村女性移民生育的影响。无论采用哪种模型规格，户口改革的估计结果在 5% 或 10% 的水平上都显著。综合来看，获得城市户口能使农村女性移民的生育率显著提高 1.5 个百分点。进一步对不同年龄组分析发现，户口改革对低生育年龄组（20 - 25 岁）没有显著影响，因为这部分年轻移民可能还在上学或处于职业生涯初期；而对中等（26 - 35 岁）和高生育年龄组（36 - 49 岁）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强，其中中等年龄组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最为强烈，这与他们更稳定的职业和明确的家庭规划目标有关。
3. 异质性分析：研究人员从生育胎次、教育水平、迁移时长和收入水平四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生育胎次方面，获得城市户口主要促进了无子女农村女性移民的生育，对一孩组影响显著，二孩及以上组不显著。教育水平方面，对低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的移民，户口改革鼓励生育；但对高教育水平的移民，却降低了生育意愿，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移民更看重城市户口带来的职业发展机会。迁移时长上呈现倒 U 型关系，短期（≤1 年）和长期（>3 年）迁移的移民受影响不显著，中期（1 - 3 年）迁移的移民受影响显著为正。收入水平方面，城市户口对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福利对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保障影响更大。
4. 机制分析：机制分析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展开。内部因素中，户口改革对不同年龄组的婚姻意愿影响不同，对 36 - 49 岁年龄组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年轻组不显著；在社会融入方面，虽然对农村移民感知城市居民歧视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整体定居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外部因素中，户口改革对农村女性移民的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在福利资源方面，对健康保险覆盖有微弱正向影响，对怀孕地点选择影响显著且存在年龄差异，对最年轻和最年长年龄组影响为正，对 26 - 35 岁年龄组影响为负。
5. 稳健性检验：研究人员通过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 Callaway 和 Sant’Anna 提出的 CSDID 方法，结果表明户口改革对各年龄组生育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了主要研究结果。二是将样本改为城市女性移民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系数估计不显著，说明观察到的生育影响确实是由户口改革对农村移民的作用导致，而非其他共同因素。

研究结论表明，获得城市户口显著促进了农村女性移民的生育，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影响。内部和外部机制共同作用，影响着农村移民的生育决策。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政策建议方面，首先要加大户口改革政策的实施力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系统，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消除城乡户籍壁垒，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享受到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其次，要根据农村移民的个体差异制定针对性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出婚姻和定居决策，增强社区融入服务，提升他们的归属感。最后，要加强农村移民生育决策的外部支持系统，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城市发展更全面的孕产服务，建立综合医疗网络，保障移民家庭的医疗需求。虽然这项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数据范围局限于市内跨县移民，时间范围为 2011 - 2018 年，未来研究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和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