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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 UTUC 病史对 NMIBC 患者膀胱内化疗预后的影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 UTUC 病史是复发独立危险因素。推荐阅读，助您深入了解该疾病关联，为临床诊疗和研究提供新思路。
在泌尿系统疾病的世界里，膀胱癌和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就像两颗 “调皮” 的 “捣蛋鬼”，一直困扰着医学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全球大约有 50 万新发病例，20 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其中，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占了大约 75% ，这类患者虽然接受了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以及膀胱内化疗或免疫治疗等辅助治疗，但疾病复发和进展的情况依旧很普遍，这不仅给患者带来了身心痛苦，还加重了医疗系统的负担，就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为了应对这座 “大山”，医学界想出了各种办法，建立了很多预测模型来评估 NMIBC 患者的复发和进展风险，其中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和西班牙泌尿肿瘤治疗俱乐部（CUETO）的评分系统应用最为广泛。这些模型考虑了肿瘤大小、数量、患者年龄、原位癌（CIS）、肿瘤分级、分期以及既往复发情况等多种因素，就像是给患者的病情做了一个 “综合体检”。
然而，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这个 “特殊分子” 却常常被忽视。UTUC 相对少见，只占尿路上皮癌的 5 - 10% 。但有 UTUC 病史的患者，膀胱内复发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大约 15 - 50% 接受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的患者随后会发生膀胱癌。可奇怪的是，在大多数预测模型里，UTUC 病史对 NMIBC 预后的影响却一直不明确，也没得到足够重视，医生们在治疗这类患者时，也只能按照原发性膀胱癌的指南来进行，就像拿着一本不太合身的 “说明书” 在办事。
同时，卡介苗（BCG）作为高危 NMIBC 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也遇到了难题。它虽然效果不错，但毒性大、价格高，还经常短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患者根本用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膀胱内化疗（IC）成为了一种替代选择，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广泛应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决定 “站出来”，好好研究一下 UTUC 病史对接受膀胱内化疗的原发性 NMIBC 患者预后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案，为那些有 UTUC 病史的 NMIBC 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论文题目是《Impact of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history on patients with non - 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undergoing intravesical chemotherapy》 。经过一系列研究，他们发现 UTUC 病史是 NMIBC 患者接受膀胱内化疗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是当 UTUC 和 NMIBC 诊断间隔较短时，复发风险更高。这一发现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为后续的治疗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研究人员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用了几种关键的技术方法。他们先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00 年到 2015 年的病历中，挑选出接受 TURBT 后进行 “充分” 膀胱内化疗的原发性 NMIBC 患者。这里的 “充分” 膀胱内化疗是指前 8 周至少每周一次诱导治疗，之后 6 个月每月一次。然后把患者分成有 UTUC 病史的 UTUC - NMIBC 组和没有 UTUC 病史的原发性 NMIBC 组。接着收集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病理特征，像年龄、性别、吸烟史、肿瘤分级、分期等。他们用统计学方法，比如 Student’s t 检验、Wilcoxon 秩和检验、卡方检验来比较两组患者的特征差异，还用 Kaplan - Meier 生存分析和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来评估患者的生存情况和影响预后的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
研究最后纳入了 444 例接受了足够膀胱内化疗的 NMIBC 患者，其中 34 例有 UTUC 病史。和原发性 NMIBC 组相比，UTUC - NMIBC 组患者年龄更大，中位数年龄分别是 72.0（65.0 - 81.0）岁和 66.0（58 - 75）岁 ，而且吸烟的人更少。UTUC - NMIBC 组多发肿瘤的发生率也更高，达到了 52.9%，而原发性 NMIBC 组只有 33.9% 。这就像是 UTUC 病史给患者带来了一些 “特殊标记”，让他们的病情表现得不太一样。
全队列生存分析
在随访过程中，UTUC - NMIBC 组的复发率明显更高，达到了 52.9%，而原发性 NMIBC 组只有 30.7% 。虽然两组在任何级别 / 分期进展率上的差异接近统计学意义（26.5% vs. 14.6%；P = 0.067），但 UTUC - NMIBC 组的无复发生存期（RFS）明显更差，中位数生存期分别是 29.91 个月和 84.00 个月 。不过，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没有明显差异。通过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发现，吸烟状况、肿瘤分级、病理分期、肿瘤数量和 UTUC 病史都和较差的 RFS 有关。进一步的多因素 Cox 分析表明，T1 期、多灶性肿瘤和 UTUC 病史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UTUC 病史让复发风险增加了不少（HR，2.257；95% CI，1.368 - 3.725；P = 0.001） 。这就好比 UTUC 病史是一个 “危险信号”，一旦出现，患者复发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NMIBC 患者的亚组分析
研究人员还对有 UTUC 病史的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按照 UTUC 和 NMIBC 诊断的间隔时间中位数分层，19 例患者间隔时间较短（≤24 个月），15 例患者间隔时间较长（>24 个月）。结果发现，两组的无复发生存期有显著差异，间隔时间短的组复发率高达 73.7%，而间隔时间长的组只有 26.7% 。而且，间隔时间长的组在进展率、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率和膀胱切除术时的分期升级率等方面并没有增加。这说明 UTUC 和 NMIBC 诊断间隔时间越短，患者复发的风险就越高，就像一颗 “定时炸弹”，间隔时间越短，爆炸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出，UTUC 病史对 NMIBC 患者接受膀胱内化疗后的预后影响很大，尤其是复发风险。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提到，之前很多预测模型都忽略了 UTUC 病史这个因素，而实际上，有 UTUC 病史的患者膀胱内复发可能有两种机制，一种是 UTUC 手术后肿瘤细胞在膀胱腔内种植，另一种是场效应癌变。UTUC 容易在膀胱造瘘管壁附近或膀胱颈复发，而且很多研究发现 UTUC 和膀胱癌之间存在克隆关系，它们可能有共同的起源。
不过，这项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回顾性队列研究可能存在一些没有考虑到的混杂因素，就像在拼图时，可能有些小碎片没找到，影响了整体的完整性。其次，由于 UTUC 发病率低，研究队列中 UTUC 患者数量相对有限，这就好比样本量这块 “拼图” 不够大，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再者，不同外科医生的治疗差异，比如 UTUC 的处理方式、再次 TURBT 的实施等没有被考虑进去，这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最后，研究只纳入了接受相对足够膀胱内化疗的患者，这可能会导致选择偏倚。
但尽管有这些不足，这项研究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有 UTUC 病史的 NMIBC 患者在生物学和临床过程上和原发性 NMIBC 患者有很大不同。对于那些受 BCG 短缺困扰的医疗机构来说，在治疗有 UTUC 病史的患者时，或许应该优先考虑使用 BCG，或者考虑其他治疗方案，比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甚至是预防性膀胱切除术。而且，由于这类患者膀胱内治疗后复发率高，需要更密切的随访，以便尽早发现复发的病灶。这就像是给医生们提供了一本更详细的 “治疗指南”，让他们在面对这些复杂病情时，能做出更合适的决策，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希望。未来，还需要更多前瞻性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优化针对这一高风险亚组患者的干预策略，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战胜这些泌尿系统的 “捣蛋鬼”，让患者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