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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宫内节育器（IUD）使用与早产（PTB）风险的关系，通过大规模队列研究发现，孕前使用IUD与降低早产风险显著相关，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早产（PTB）是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早产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给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宫内节育器（IUD）作为中国最广泛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其对早产风险的潜在影响尚未明确。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云南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免费孕前健康检查项目”数据，开展了大规模的队列研究，旨在探究孕前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孕前使用IUD与降低早产风险显著相关，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常的地区，这一效应更为明显。该研究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论文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
研究背景
早产（PTB）是指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之间的分娩，是导致儿童死亡和长期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范围内，早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为12-13%，欧洲为5-9%，而非洲高达18%。在中国，近年来早产率从5%上升到10%，每年约有150万早产儿出生。早产不仅增加了围产期死亡率，还与儿童期的注意力缺陷、情绪问题、呼吸系统和胃肠道并发症等长期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宫内节育器（IUD）是中国最广泛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全球约有1.2亿女性使用铜宫内节育器（IUD）。IUD具有长效、使用方便、避孕效果高的特点，其避孕失败率低于1%。除了避孕效果外，铜IUD还被发现与降低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宫颈癌的风险相关。然而，IUD的使用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月经量增多、不规则出血、盆腔炎等。尽管如此，关于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有力的证据，尤其是在大规模人群数据研究方面。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免费孕前健康检查项目”（NFPHEP）的数据，纳入了2013年至2019年在云南参与该项目并有活产的240,437名女性。研究对象根据孕前避孕方法使用情况分为三组：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者、IUD使用者和其他避孕方法使用者。主要研究结局为早产，定义为妊娠不足37周的分娩。研究使用多变量泊松回归模型分析孕前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种关系的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孕前IUD使用者的早产率显著低于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者和使用其他避孕方法者。具体而言，IUD使用者的早产率为4.86%（95% CI 4.66-5.06），低于未使用者的5.42%（95% CI 5.31-5.53）和其他方法使用者的5.33%（95% CI 5.11-5.56）。多变量分析表明，孕前使用IUD与降低早产风险相关（调整后相对风险[aRR] 0.84，95% CI 0.80-0.89）。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常的地区，IUD使用者的早产风险比未使用者低30%（aRR 0.70，95% CI 0.63-0.78）。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揭示了孕前IUD使用与降低早产风险之间的显著关联。其潜在机制可能与铜IUD对子宫内膜的局部机械刺激和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有关，这种反应可能增强子宫内膜的接受性，从而促进胚胎植入。此外，铜IUD的使用可能通过改善子宫螺旋动脉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血流等方式，降低早产风险。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IUD使用效果存在交互作用，提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IUD的保护效应可能受到限制。这一发现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强调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推广IUD使用的必要性。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生物学机制，并验证其在不同人群中的lass="">研究背景的深入探讨
早产（PTB）作为全球范围内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发病率的上升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早产率的显著增长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早产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还对儿童的长期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早产儿在儿童期更易出现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4]、情绪问题[5]以及呼吸系统和胃肠道并发症[6]。因此，探究早产的潜在风险因素并寻找有效的预防策略，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
与此同时，宫内节育器（IUD）作为中国女性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其使用率极高。铜宫内节育器（IUD）因其高效、长效的避孕效果以及相对较低的使用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关于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一方面，有研究发现IUD的使用可能与降低早产风险相关[20]；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IUD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月经量增多、盆腔炎等，这些副作用可能间接影响早产风险[19]。因此，深入研究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实践指导。
研究方法的详细解读
为了探究孕前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云南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免费孕前健康检查项目”（NFPHEP）的数据，开展了大规模的队列研究。该研究纳入了2013年至2019年在云南参与该项目并有活产的240,437名女性，样本量巨大，数据来源可靠，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研究对象根据孕前避孕方法使用情况分为三组：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者、IUD使用者和其他避孕方法使用者。这种分组方式能够有效排除其他避孕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使研究更具针对性。主要研究结局为早产（PTB），定义为妊娠不足37周的分娩。研究人员通过多变量泊松回归模型分析孕前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种关系的交互作用。这种统计方法能够有效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研究结果的详细解读
研究结果显示，孕前IUD使用者的早产率显著低于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者和其他避孕方法使用者。具体而言，IUD使用者的早产率为4.86%（95% CI 4.66-5.06），低于未使用者的5.42%（95% CI 5.31-5.53）和其他方法使用者的5.33%（95% CI 5.11-5.56）。这一结果表明，孕前使用IUD可能对降低早产风险具有保护作用。
进一步的多变量分析表明，孕前使用IUD与降低早产风险相关（调整后相对风险[aRR] 0.84，95% CI 0.80-0.89）。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常的地区，IUD使用者的早产风险比未使用者低30%（aRR 0.70，95% CI 0.63-0.78）。这一发现提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对IUD的保护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IUD的保护效应可能受到限制，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因素有关。
研究结论与讨论的深入解读
本研究首次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揭示了孕前IUD使用与降低早产风险之间的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不仅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降低早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潜在机制可能与铜IUD对子宫内膜的局部机械刺激和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有关。这种反应可能增强子宫内膜的接受性，从而促进胚胎植入[18]。此外，铜IUD的使用可能通过改善子宫螺旋动脉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血流等方式，降低早产风险[16, 17]。
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IUD使用效果存在交互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IUD的保护效应可能受到限制。这一发现提示，社会经济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和卫生条件，间接影响IUD的使用效果。因此，在推广IUD使用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早产风险的影响，以实现更有效的孕前保健策略。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得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研究未能纳入一些可能影响早产风险的因素，如孕妇的营养摄入、生活方式以及孕期环境暴露等。此外，研究中对IUD类型的详细信息、使用时间以及IUD取出与受孕间隔时间等信息的缺失，也限制了对IUD使用效果的深入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方面的数据，以更全面地探讨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队列研究，揭示了孕前IUD使用与降低早产风险之间的显著关联，并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为优化孕前保健和避孕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降低早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IUD使用与早产风险之间的生物学机制，并验证其在不同人群中的普适性，以期为全球范围内的早产预防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