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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影响公众自愿参与公共卫生倡议的因素，以色列 The Max Stern Yezreel Valley College 的研究人员研究个体下载新冠追踪 VA 的决策，发现信任和感知威胁经对 GT 的态度影响下载决策，对制定公共卫生策略意义重大，推荐阅读。
以色列的 The Max Stern Yezreel Valley College（耶斯列山谷学院）的研究人员 Orit Golan、Carmit Satran 和 Shiran Bord 在《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以色列卫生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An individual’s trust in government is a major determinant in the decision to voluntarily join a public health initiative” 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理解公众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度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为后续制定更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研究概述
研究人员通过对 741 名以色列成年人的在线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影响个体决定下载自愿接触追踪应用程序（Voluntary Application，VA）的因素，重点研究了公众对政府追踪（Governmental Tracing，GT）的态度在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对 COVID - 19 的感知威胁与下载 VA 决策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对 GT 的态度确实起到了中介作用，较高的信任和较高的感知威胁与更积极的 GT 态度相关，进而与更高的下载 VA 可能性相关。
研究背景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传播速度极快，给全球带来了巨大挑战。各国为应对疫情，纷纷制定相应策略，其中数字接触追踪技术成为了重要工具。许多国家鼓励民众使用自愿应用程序（VA），像德国的 CoronaWarn - App、新加坡的 Trace Together、比利时的相关应用以及英国的 VA 等，这些应用都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和数据处理方式。而以色列则比较特殊，不仅使用了基于 GPS 的 VA（Protector app），还采用了由以色列安全局（Israel Security Agency，ISA）操作的政府追踪（GT）技术，用于追踪潜在的感染接触者。
然而，数字接触追踪技术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面，它为控制病毒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它涉及到公众隐私和公民自由的问题。许多人担心政府可能会滥用权力，过度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就像在韩国，政府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地理定位数据，并公开感染者的行踪信息；在中国，部分城市要求市民安装应用并获取风险码。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疫情防控，但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和公民权利的担忧。
从公众态度来看，对数字接触追踪应用的接受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信任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机构的信任、对应用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任都会影响人们是否愿意使用这些应用。同时，隐私担忧、社会责任感以及利他动机等也会左右公众的态度。之前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民众对数字追踪应用的态度差异较大，部分人持中立或负面态度。而且，文化和社会人口学因素，如集体主义、教育程度和年龄等，也会对态度产生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影响公众下载 VA 的因素变得尤为重要。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更有效的策略，提高公众对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度，从而更好地应对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在 2020 年 7 月 19 - 21 日，通过一家知名的大型在线调查公司（iPanel）进行了一项在线匿名调查，收集了 741 名以色列成年人的数据。这些参与者年龄在 18 - 72 岁之间，平均年龄 40 岁，涵盖了不同性别、宗教、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以确保能够代表以色列人口的多样性。
在调查中，使用了多个量表来测量相关变量。用一个问题 “Have you downloaded the Protector app to your cell phone?” 来确定是否下载了 VA（是 / 否）。采用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的感知威胁量表来衡量对 COVID - 19 的感知威胁，该量表包含 9 个项目，涉及对自身和他人感染风险、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对个人财务状况影响的感知，让参与者在 5 分李克特量表上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威胁越高。信任医疗系统则通过 Multidimensional Trust in Healthcare Systems Scale（MTHCSS）的 5 项子量表进行测量，参与者在 7 分李克特量表上对 “以色列医疗系统工作出色”“我信任以色列医疗系统发布的医疗信息” 等项目进行评价，得分越高代表信任度越高。对 GT 的态度通过基于 Ajzen 和 Madden 开发的态度子量表调整后的 4 个项目进行测量，如 “ISA 的手机追踪在 COVID - 19 大流行背景下是合理的” 等，同样在 7 分李克特量表上评价，高分反映对 GT 更积极的态度。此外，还收集了参与者的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教育水平、就业情况和收入水平等作为协变量。
数据分析使用 SPSS 27 软件。首先检查内部一致性，基于项目均值构建变量。通过 Z 检验计算下载 VA 和未下载 VA 的受访者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以确定差异的显著性。描述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性。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以对 GT 的态度为因变量，信任医疗系统和感知威胁为自变量。然后进行逻辑回归，以下载 VA 为因变量，信任医疗系统、感知威胁和对 GT 的态度为自变量。最后，使用 Process 程序中的 Model 4，通过 5000 次自举抽样和 95% 置信区间，评估对 GT 的态度在信任医疗系统与下载 VA、感知威胁与下载 VA 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结果
在 741 名受访者中，约三分之一（36.4%）的人下载了 VA。通过对比下载和未下载 VA 的受访者背景特征发现，宗教信仰方面差异显著，世俗和部分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下载 VA 的比例明显高于宗教受访者；阿拉伯受访者比犹太受访者下载比例更高；未婚者高于已婚者；无子女者高于有子女者；失业者高于就业者。
研究变量的均值显示，信任、感知威胁和对 GT 的态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信任、感知威胁与对 GT 的态度之间呈低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且对 GT 的态度与下载 VA 呈正相关。
对 GT 的态度
近一半（47.1%）的受访者认为 GT 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平均得分为 5.06（满分 7 分）；但也有 24.4% 的人表示这种政府措施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感，平均得分 2.70（满分 5 分）。此外，48.4% 的人同意或强烈同意政府会将收集的数据用于其他目的（不仅仅是抗击疫情），平均得分 3.36（满分 5 分）。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除了种族，犹太参与者对 GT 的态度（M = 3.12，SD = 0.87）比阿拉伯参与者（M = 2.88，SD = 0.95）更积极外，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对 GT 的态度一般无显著关联。
下载 VA
逻辑回归分析表明，除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外，感知威胁和对 GT 的积极态度与更高的下载 VA 可能性相关。对 GT 态度积极的人，下载 VA 的可能性更高；感知到的 COVID - 19 威胁越大，下载 VA 的可能性也越大。
通过 Process 程序分析发现，对 GT 的态度在信任医疗系统与下载 VA、感知威胁与下载 VA 之间均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更高的信任医疗系统与更积极的 GT 态度相关，进而与更强的下载 VA 的可能性相关；更高的感知威胁也与更积极的 GT 态度相关，从而增加了下载 VA 的可能性。
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公众对 GT 的态度在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对 COVID - 19 的感知威胁与下载 VA 的决策之间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相契合，强调了态度在行为意图中的重要决定作用。在以色列这种强制和自愿追踪措施并存的特殊背景下，该研究为理解公众对监控技术的态度如何塑造公共卫生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
从信任和公众对 GT 的态度来看，样本中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和对 GT 的态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较高的信任与更积极的 GT 态度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为了提高公众对数字流行病学工具的支持态度，让值得信赖的公共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应用程序的开发和部署至关重要，因为健康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取性会影响信任水平。
在感知威胁和公众对 GT 的态度方面，感知威胁越大，对 GT 的态度越积极。这表明在人们认为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情况下，可能会愿意采取一些平时不会同意的行动。此前在恐怖主义背景下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在受到威胁时更愿意用自由换取安全，此次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疫情背景下，这种关系同样存在。
从下载 VA 的情况来看，以色列的 VA 下载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其他国家如新加坡、英国相比，差距明显。分析发现，下载 VA 与对 GT 的态度、种族和宗教信仰有关。阿拉伯参与者下载率较高，可能是因为应用有阿拉伯语版本，语言的可及性促进了使用，也可能是疫情期间阿拉伯人群的压力水平较高，下载 VA 能带来一种控制感。而世俗和部分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下载率高于宗教受访者，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极端正统犹太人群体反对创新，大多不使用智能手机。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收集使用的是自我报告的在线问卷，可能存在选择和回忆偏差，尽管研究团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尽量减少这种偏差，如委托专业调查公司、采用配额抽样等，但仍无法完全避免。此外，极端正统犹太人群体中不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未得到充分考虑，这部分人群无法下载 VA，且可能在研究变量上与其他人群存在差异。未来可以通过补充定性研究，进一步探索以色列公众的观点和选择，以弥补这些不足。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对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促进 VA 下载的两条关键路径：一是增强人们的威胁感知，但这可能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压力等；二是建立公众信任，这对于鼓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最终促进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在实施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时，考虑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因素也十分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更符合公众需求、更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平衡好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