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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多性伴（MSP）与宫颈癌筛查（CCS）关系，研究人员分析肯尼亚数据，发现 MSP 可独立预测 CCS，意义重大。
宫颈癌，这个隐匿在女性健康背后的 “杀手”，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肆意 “作恶”。据 2020 年 GLOBOCAN 报告显示，全球新增宫颈癌病例高达 604,127 例，死亡人数达 341,831 例，非洲地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是不容小觑。在肯尼亚，2020 年有 5,236 例新发病例，占所有癌症的 12.4%，癌症相关死亡中有 11.9% 由宫颈癌导致。
宫颈癌的主要 “元凶” 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而定期的宫颈癌筛查（CCS）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配合 HPV 疫苗接种，可大大降低宫颈癌的发生风险。然而，在肯尼亚等 LMICs 国家，CCS 的利用率却不尽人意。此前研究表明，肯尼亚多数宫颈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2014 年的调查显示，15 - 49 岁女性中仅有 18.2% 接受过 CCS。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了影响女性接受 CCS 的多种因素，但女性的多性伴（MSP，在肯尼亚人口健康调查中定义为过去 12 个月内除配偶外有多个性伴侣）行为与 CCS 接受情况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和加纳海岸角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Coast）的 Joshua Okyere 开展了此项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Cancer》杂志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 2022 年肯尼亚人口健康调查（DHS）的数据。该调查由肯尼亚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联合开展，ICF Macro 通过 DHS 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研究人员从最初的 32,156 名 15 - 49 岁女性样本数据中，剔除缺失值和 “不知道” 的回复后，最终选取 16,824 名女性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将女性是否接受过 CCS 作为结果变量，MSP 作为解释变量，并选取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点、财富指数等 8 个变量作为混杂因素。数据分析在 STATA 18 软件中进行，运用了卡方检验、双变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等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样本中仅有 16.68% 的女性曾接受过专业医疗人员的宫颈癌筛查。在双变量分析中，参与 MSP 的女性接受宫颈癌筛查的可能性比未参与 MSP 的女性更高（OR = 1.20；95% CI：1.07 - 1.34）。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这一关联依然显著（AOR = 1.34；95% CI：1.19 - 1.52）。此外，研究还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媒体接触频率和财富指数等因素与 CCS 的接受情况显著相关。年龄越大，接受筛查的可能性越高，45 - 49 岁女性接受筛查的可能性最高（AOR = 10.02；95% CI：7.22 - 13.90）。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接受筛查的比例更高。经常接触媒体（如每周至少看一次电视、读一次报纸）以及财富指数较高的女性，接受筛查的可能性也更大。经产妇比未产妇接受筛查的可能性更高（AOR = 1.95；95% CI：1.58 - 2.41） 。
研究结论表明，近期参与 MSP 是肯尼亚育龄女性接受 CCS 的独立预测因素。这可能是因为有多个性伴侣的女性更清楚自己感染性传播疾病（包括 HPV）的风险较高，从而更积极地寻求健康信息和筛查服务。同时，该研究也指出了肯尼亚目前 CCS 筛查率较低的现状令人担忧，需要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提高所有女性对宫颈癌筛查重要性的认识，强调宫颈癌筛查对所有女性都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有 MSP 的女性。
从研究意义来看，虽然有 MSP 的女性更有可能接受 CCS，但没有 MSP 病史的女性是筛查工作中的关键缺口，未来应针对这一群体开展更多工作。此外，研究结果也强调了利用媒体力量推动女性接受 CCS 的重要性，同时需要制定扶贫政策，消除因财富差异导致的 CCS 接受率差异。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数据的横断面性质，无法确定 MSP 与 CCS 接受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且数据未显示筛查方法，研究中也无法对此进行控制。同时，MSP 的测量时间为过去 12 个月，而 CCS 接受情况基于女性是否曾接受过筛查，存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肯尼亚乃至其他地区的宫颈癌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公共卫生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提高女性宫颈癌筛查率，进而改善宫颈癌的防治效果，守护女性的生殖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