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家庭烟草支出大揭秘：深度洞察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消费模式

为解决埃及烟草支出对家庭福利影响不明的问题，艾因夏姆斯大学的 Aya Mostafa 等人分析 HIECs 数据，发现吸烟家庭烟草支出高且影响其他消费。该研究为制定烟草税收政策提供依据，极具价值，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医学院社区、环境与职业医学系的 Aya Mostafa 和 Rasha Saad Hussein 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Tobacco and household expenditure in Egypt: insights into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spending profiles from the Household Income, Expenditure and Consumption Survey” 的论文。这篇论文聚焦于埃及烟草消费与家庭支出的关系，为研究烟草对家庭经济的影响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学交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概述

论文通过对埃及 2017/2018 年家庭收入、支出和消费调查（Household Income, Expenditure and Consumption Survey，HIECs）数据的二次分析，深入探讨了埃及家庭烟草支出的情况，分析了吸烟家庭的比例、背景特征，计算了烟草支出及其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比较了吸烟家庭和非吸烟家庭在不同支出组的差异，并确定了影响家庭烟草支出的因素。

研究背景

烟草使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有着诸多负面影响。在埃及，每年因烟草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 2.1%，其中 75% 为过早死亡。烟草不仅危害吸烟者健康，引发呼吸、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尼古丁依赖等问题，其产生的环境烟雾还会使他人暴露在危险毒物中。据 2017 年埃及非传染性疾病分步调查（STEPwise Survey f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STEPs），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存在烟草烟雾暴露。

而且，烟草使用会加剧贫困，使家庭无法购买其他必需品。过往研究表明，烟草支出与教育、食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减少有关。然而，此前并没有研究关注烟草支出对埃及家庭福利的负面影响。尽管埃及已实施了一些烟草控制干预措施，但在过去十年中，烟草使用率并未显著下降。2016 年埃及镑贬值 80%，商品价格上涨，包括烟草。在此背景下，研究烟草使用与家庭贫困水平的关系，并分析烟草支出对家庭不同支出组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这将为制定基于证据的烟草税收政策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研究数据来自 2017/2018 年埃及全国性家庭人口横断面调查 HIECs。该调查由埃及中央动员和统计局（Central Agency for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CAPMAS）采用两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技术开展，目标样本量为 25,800 户，最终 24,791 户参与，整体回复率达 96.0%。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包含 12,485 户家庭信息，涵盖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收入支出数据、烟草使用及支出等信息。
2. 变量测量：对家庭户主的社会人口学和背景特征进行测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婚姻状况、慢性病病史等。通过询问户主当前吸烟状况，确定家庭是否为吸烟家庭。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按 12 个主要支出组分类，其中 “烟酒及毒品” 组主要反映烟草支出。同时，根据家庭总消费是否低于国家贫困线，判断家庭贫困状况。
3. 统计分析：为确保分析结果具有代表性，研究者在所有分析中应用了 CAPMAS 提供的权重变量。运用描述性分析计算各类变量的数量、比例、均值、中位数等；通过双变量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吸烟家庭和非吸烟家庭在支出份额和背景特征上的差异；使用多变量分析构建两个广义线性（对数正态）模型，确定与家庭香烟和水烟支出相关的因素。

研究结果

1. 样本背景特征：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家庭来自农村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户主为当前吸烟者，其中近五分之一为女性，约四分之一年龄在 40 岁以下。大多数户主教育程度低于中学，近三分之一表示在调查时失业。不到三分之一的户主报告患有慢性病，主要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四分之一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
2. 吸烟家庭比例及背景特征：在 12,485 户家庭中，41.1% 的家庭报告吸烟，其中吸香烟的家庭占 41.1%，吸水烟的家庭占 7.0%。与吸香烟的家庭相比，吸水烟的家庭更多分布在农村地区（77.5% vs 52.8%），户主多为男性、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慢性病较少、收入和支出较低，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更高（40.6% vs 24.4%）。
3. 烟草支出及其占比：2017/2018 年 HIECs 调查中，吸烟家庭的年烟草总支出中位数为 4704.0 埃及镑（四分位数间距 2700.0 - 6300.0），占家庭年总支出的 10.2%（95% 置信区间：10.0, 10.4）。其中，香烟年支出中位数为 5238.0 埃及镑（四分位数间距 3060.0 - 6660.0），占家庭年总支出的 10.7%（95% 置信区间：10.6, 10.9）；水烟年支出中位数为 2016.0 埃及镑（四分位数间距 990.0 - 3960.0），占家庭年总支出的 3.4%（95% 置信区间：3.4, 3.8）。
4. 不同收入五分位数家庭的支出份额差异：与最富有的第五收入五分位数家庭相比，最贫穷的第一收入五分位数家庭在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上的支出份额显著更高；而第五收入五分位数家庭在教育、交通等类别上的支出显著高于第一收入五分位数家庭。
5. 吸烟家庭与非吸烟家庭、不同烟草类型吸烟家庭的支出差异：吸烟家庭在几乎所有支出类别上的花费都低于非吸烟家庭，差异在低收入五分位数家庭中更为明显。吸香烟的家庭在食品和住房上的支出比例低于吸水烟的家庭，但在烟草上的支出比例更高。在最贫穷的吸香烟和吸水烟家庭中，烟草支出分别是教育支出的 7 - 10 倍。
6. 影响家庭烟草支出的因素：多变量分析显示，与家庭香烟支出较高相关的因素包括户主为男性、年龄较大、未婚、兼职工作、教育程度较低、无慢性病、居住在城市和收入较低；与家庭水烟支出较高相关的因素包括居住在城市和收入较低。

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2017/2018 年埃及近一半家庭为吸烟家庭，吸烟家庭将超过十分之一的预算用于烟草支出，且这一支出在最贫困家庭中占比更高。埃及吸烟家庭在几乎所有支出组上的花费都低于非吸烟家庭，这表明烟草支出可能导致家庭在其他必要商品上的支出减少。吸香烟家庭和吸水烟家庭在支出模式上存在差异，吸香烟家庭可能因烟草支出陷入 “二次贫困”，而吸水烟家庭更多处于 “一次贫困” 状态。

该研究首次利用全国性家庭数据，深入分析了烟草支出对埃及家庭福利的影响，为制定更有效的烟草税收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通过明确不同收入群体的烟草支出模式和影响因素，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在减少烟草使用的同时，降低烟草相关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数据仅涵盖家庭户主信息、未使用更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等。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推动埃及的烟草控制和家庭福利改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