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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氧化应激（OS）与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风险及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玻璃体内注射（anti-VEGF IVIs）治疗反应的关联，研究人员开展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 nAMD 患者皮肤自发荧光（SAF）水平更高，男性患者中 SAF 影响治疗次数。这有助于评估 nAMD 风险和治疗需求。
在眼科疾病的研究领域中，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犹如一颗 “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视力健康，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它已成为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玻璃体内注射（anti-VEGF IVIs）是治疗 nAMD 的 “金标准”，然而，这种治疗方法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不同患者的治疗效果差异很大，而且注射的间隔时间也难以统一确定 。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研究人员把目光投向了氧化应激（OS）。氧化应激就像是身体内的一场 “小战争”，当活性氧（ROS）的产生和身体的解毒、修复能力失衡时，它就悄然发生了。过量的 ROS 会像 “小恶魔” 一样，对细胞和组织造成氧化损伤。此前，虽然有研究关注到氧化应激可能是 nAMD 发病的重要因素，但它与 nAMD 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却始终迷雾重重。为了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来自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ina and Vitreous》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回顾性研究方法，招募了 46 例 nAMD 患者（46 只眼）和 54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者。这些 nAMD 患者接受 anti-VEGF IVIs 治疗，按照 “治疗并延长”（T&E）方案，在初始负荷期后持续治疗一年。研究人员将患者根据一年内 anti-VEGF IVIs 的注射次数分为 “有效组”（接受 6 次或更少注射）和 “抵抗组”（接受 7 次或更多注射）。在研究中，他们运用了多种技术方法来检测氧化应激相关指标，包括使用自由基分析仪测量二乙酰荧光素反应性氧代谢物（d-ROMs）和生物抗氧化潜力（BAP）水平，利用 AGE Reader 测量皮肤自发荧光（SAF）水平；同时，还通过详细的眼科检查，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荧光素血管造影（FA）和吲哚菁绿血管造影（ICG）来诊断和分类 nAMD 。
研究结果令人眼前一亮：在整体 nAMD 患者中，SAF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差异在男性 nAMD 患者中更为突出。在男性患者中，有效组和抵抗组的基线特征相似，但抵抗组的 SAF 水平明显更高。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SAF 每增加 0.1 AU，nAMD 的发病风险就增加 1.32 倍；在预测男性抵抗性 nAMD 方面，SAF 的优势比更是达到 1.57（每增加 0.1 AU）。而 d-ROMs 和 BAP 水平在 nAMD 患者与对照组之间，以及有效组和抵抗组之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SAF 与 nAMD 的发生密切相关。由于 SAF 反映了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在组织中的积累，而 AGEs 具有促进氧化应激、炎症、趋化和新生血管形成的作用，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 nAMD 患者的 SAF 水平会升高。此外，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患者似乎对氧化应激更为敏感，这可能与男性和女性体内激素的不同作用有关。雌激素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清除自由基，对女性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睾酮对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损伤的影响则存在争议。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它采用的是回顾性研究设计，样本量较小且均为日本人群，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而且，由于 anti-VEGF IVIs 的使用频率可能受药物类型影响，但受样本数量限制未能分开分析。此外，对照组和 nAMD 患者之间的吸烟率存在差异，高血压（HT）和糖尿病（DM）的情况在不同组间也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可能干扰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探究。
尽管存在不足，但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首次揭示了 SAF 在 nAMD 中的潜在作用，不仅为 nAMD 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表明 SAF 有可能作为评估 nAMD 风险和预测 anti-VEGF IVIs 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这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就像是获得了一个 “秘密武器”，未来有望通过检测 SAF 水平，为 nAMD 患者制定更精准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视力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