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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肢端肥大症术后药物治疗生化和结构反应的预测因素，研究人员对 58 例患者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发现术后 IGF-1、Knosp 分级和 T2 低信号与生化反应相关，该研究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
肢端肥大症，这个名字或许听起来有些陌生，但它却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它是一种由生长激素（GH）分泌型垂体腺瘤引发的慢性疾病。长期处于高水平的 GH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环境中，患者就像被施了 “魔法”，身体会出现各种状况，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呼吸问题以及骨关节疾病都可能找上门，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至死亡率也会增加。
手术切除垂体腺瘤本是首选治疗方案，可它的长期缓解率却不尽如人意，在 60.0% - 82.2% 之间波动，这意味着不少患者术后仍受疾病困扰。于是，药物治疗成为了这些患者的新希望，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受体类似物（SRAs）和多巴胺激动剂（DAs）成为主要治疗药物。然而，面对众多治疗选择，如何为每位患者找到最适合的药物成了难题。此前的研究虽提出了一些预测药物反应的因素，但研究设计存在差异，结果也并不统一。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伊朗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挺身而出，开展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 。
这项研究发表在《BMC Endocrine Disorders》上，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人员从 2017 年到 2023 年，在一家三级医疗中心，精心挑选了 58 例术后病情仍未得到充分控制、且接受第一代 SRAs 治疗至少 6 个月的肢端肥大症患者。他们从电子病历系统中收集患者的各种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数据、垂体功能数据、血液中 GH、IGF-1 和催乳素（PRL）水平，还有磁共振成像（MRI）和组织病理学数据 。
研究人员用到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通过回顾性收集患者病历数据获取研究资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测量血清 IGF-1、GH 和 PRL 水平；利用 MRI 评估肿瘤大小、侵袭性和信号强度；由专业病理学家对垂体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分析 。
下面来看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 患者和肿瘤特征：58 例患者中女性占 69.0%，平均年龄 41.5±11.7 岁 。术前患者的 IGF-1、GH 水平较高，多数为大腺瘤，Knosp 分级以 3 级居多。术后 3 个月，患者的 IGF-1、GH 水平有所下降，大腺瘤比例降低 。
- 生化和结构反应：治疗 12 个月时，31.8% 的患者达到严格生化反应（TBR，即正常年龄 - 性别匹配的 IGF-1 水平），38.6% 的患者达到生化控制（BC，即 IGF-1≤1.2 倍正常上限（ULN））；最后随访时，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 48.3% 和 51.7%。51.4% 的患者肿瘤大小减少超过 25%，29.7% 的患者达到完全反应标准。
- 潜在预测因素：经年龄 - 性别调整模型分析，术后 IGF-1 与 TBR 和 BC 呈负相关。Knosp 分级 < 3 的患者相比≥3 的患者，T2 低信号相比非 T2 低信号的患者，达到 TBR 和 BC 的几率更高。不过，术前肿瘤大小和颗粒化模式与生化反应无关，除术后 IGF-1 与完全反应呈负相关外，其他因素与结构和完全反应均无关联 。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术后 IGF-1 水平、MRI 上的 T2 低信号和 Knosp 分级是术后药物治疗生化反应的可靠预测指标，术后 IGF-1 还可作为完全反应的预测指标。这一成果为肢端肥大症的个性化治疗提供了关键依据。在实际治疗中，医生可以参考这些指标，为患者制定更精准的治疗方案。例如，对于术后 IGF-1≤1.2 ULN 且临床无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监测 IGF-1；对于术后 IGF-1<2 ULN 的患者，卡麦角林（Cabergoline）可能是较好选择；而术后 IGF-1≥2 ULN 的患者，第一代 SRAs 更为合适 。虽然该研究存在回顾性设计和部分数据缺失等局限性，但它在真实世界中进行，且随访时间较长，评估了多种潜在预测因素，为后续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让我们在肢端肥大症的治疗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