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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保护资金缺口大等问题，研究人员开展欧洲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相关研究。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发现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明确公共政策关键作用。这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提供参考。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衰退的大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沿着长期下降的轨迹发展，实现全球保护目标所需的自然保护和恢复投资水平，与当前的保护支出以及一些起到反作用、促使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下降的政府补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公共资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增长速度，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在这样的困境下，为了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实现全球保护目标，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成为关键一环。而私人投资作为一股重要的潜在力量，受到了广泛关注。《昆明 - 蒙特利尔协议》中就明确强调了扩大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的重要性，希望通过 “利用私人资金、促进混合融资…… 绿色债券、生物多样性补偿和信用（目标 19）” 等方式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然而，吸引私人投资进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并非易事，其中的机制存在诸多争议且研究不足。在欧洲，尽管其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被视为全球领导者，实施了如《绿色协议》《欧盟森林战略》和《欧盟自然恢复法》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政策来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但在私人投资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比如，近期一项对森林恢复激励机制的全球实证研究回顾中，竟然没有来自欧洲的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数据库，作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数据库，也未收录任何来自欧洲的相关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研究人员 Sophus O.S.E. zu Ermgassen、Isobel Hawkins 等人，开展了关于欧洲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开展此项研究。首先，通过对科学文献和灰色文献的广泛搜索，梳理了欧洲国家自愿碳市场（VCM）和生物多样性补偿市场的相关政策，以了解市场现状。其次，研究人员通过现有生物多样性金融网络中的人脉、相关政策和行业报告的作者以及滚雪球抽样等方式，确定了 34 位相关专家，最终 25 位专家接受了访谈，访谈对象涵盖投资者、生物多样性金融知识和投资公司董事、保护非政府组织（NGO）的财务团队领导或董事等多个领域。此外，还组织了焦点小组讨论，以此深入探究欧洲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的现状、机遇和挑战。
研究人员首先对欧洲生物多样性融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资金投入来看，欧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支出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全球最低，仅约 0.1%。欧盟 2014 - 2019 年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总支出约为 1440 亿欧元，但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共同农业政策，而该政策在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方面成效甚微。据估算，2021 - 2030 年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均资金缺口高达 187 亿欧元。在英国，公共部门每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支出约为 7 亿英镑，行业评估显示每年的资金缺口约为 56 亿英镑。
从投资驱动因素来看，传统上，企业投资生物多样性的动机主要包括应对风险（如供应链风险、监管风险和声誉风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出于营销目的以及为实现组织净零战略而投资碳抵消等。如今，随着监管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全球、欧洲及国家层面的自愿倡议不断涌现，激励因素也在发生改变。例如，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等政策和倡议，促使企业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披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投资工具方面，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投资融资工具和策略不断涌现，如与自然相关的基金、绿色债券和生物多样性信用等。然而，这些投资工具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问题。以投资于可持续认证农业或林业的基金为例，它们通常依赖认证来衡量生物多样性影响，但实际上这种认证的有效性证据有限。绿色债券方面，其活动与现实世界生物多样性成果之间的联系也较为薄弱。此外，生物多样性和碳抵消等市场机制虽被视为扩大保护资金的核心手段，但在欧洲尚未进行基于反事实的评估，其生态效益也参差不齐。
通过对 25 位生物多样性金融专家的访谈，研究人员发现了欧洲扩大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的一些机遇。
- 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驱动投资需求与供给增加：公众对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问题的政策关注度和需求不断提高，同时对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直接解决该问题的能力和政治意愿缺乏信任，这使得人们将目光转向私人市场。企业出于社会责任、营销、实现净零和自然向好承诺等传统动机，以及 TNFD 和 CSRD 等政策驱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需求增加。从供给侧来看，农业面临的监管和经济压力促使土地管理者寻求多元化收入来源，参与环境市场。同时，土地所有权的整合也使得拥有大量非经营性土地的持有者或组织，希望通过环境市场利用土地所有权获取收入。
- 创新和经验带来的机遇：技术创新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实时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的进步，如智能手机图像采集、标准化采样协议、生物声学、环境 DNA（eDNA）和遥感技术等，使买家能够获取更多关于生物多样性改善的证据，从而增加投资需求。不过，在确保有效影响检测的反事实方面，仍存在不足。除技术创新外，非技术创新同样关键。新市场和资产类别在发展过程中，通过 “边做边学” 产生了新的金融创新、后勤或法律创新。例如，基金聚合、新型治理结构（如包含生态条件和保险的创新合同设计）等，旨在保障投资所基于的生物多样性增强得以实现。此外，具备保护和金融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也为生物多样性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尽管存在机遇，但欧洲扩大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 缺乏高利润投资机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如政治、生态和声誉风险等。为了获得与其他投资选择相竞争的风险调整后回报，私人投资的现金流要么足够高以补偿风险，要么风险需要得到有效缓解（如通过混合融资降低风险）。然而，目前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缺乏明确的收入来源，难以满足投资者对高回报的需求。例如，一个专注于生物多样性的私募股权公司的投资项目，名义上虽在改善生物多样性，但其平均目标内部收益率仅为 14.7%，经过风险缓解的混合融资交易平均收益率为 11.9%，这表明实现高回报以补偿投资风险存在较大困难。
- 风险相关挑战
- 政治和监管风险：吸引私人投资进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生态成功，需要政治意愿和大量投资来确保高质量的治理。但目前，政治意愿的不一致导致监管不确定性普遍存在。这对投资的供需双方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投资者担心政府削弱或取消相关立法，影响生物多样性收益的市场需求，从而无法通过出售商品化的生物多样性增加来获取现金流；土地管理者则因监管不确定性，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管理持谨慎态度。
- 金融与生态的不匹配：传统上对自然商品化的一些批评在研究中有所体现，如自然的不可替代性、某些类型生物多样性不适合商品化、过度关注碳而忽视生物多样性以及绿色 washing 风险等。此外，投资还面临其他障碍，如监测成本高且缺乏能够真实反映生物多样性增加的生态指标，投资者常使用替代指标，但这些指标往往高估投资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从而带来声誉风险。而且，保护投资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投资者的需求存在不匹配。从时间上看，保护需要大量前期投资，回报却不确定且周期长，土地管理者参与可能会在短期内放弃现有收入来源；从空间上看，生物多样性价值高的地区往往人类压力小、机构薄弱，投资者难以获得足够的信心。
- 社会认知和不平等带来的风险：能够从扩大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投资机会中获益的，往往是那些对关键限制因素（如土地）拥有权利，或在大型土地项目的社会和环境管理方面有经验的机构，这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项目开发者虽认为与当地社区的互动很重要，但由于资源短缺，往往无法给予足够重视。此外，不平等问题还可能通过公众舆论对这些市场的可信度产生声誉风险，特别是在混合融资中，当公共资金用于为金融机构降低投资风险时。
研究人员还强调了公共政策在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公共政策被视为投资自然的主要驱动力。政府通过创建生物多样性相关市场，设计合理的商品化机制并有效执行，能够引导私人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同时，公共资金对于催化市场机会也至关重要，可通过直接补贴帮助项目进入新兴的自然市场，并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如土地获取限制和农业补贴等，阻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项目的推进。土地获取方面，一些地区限制使用公共资金购买土地，使得涉及土地收购的自然投资项目无法获得公共支持；农业补贴则使土地管理者获得稳定收入，增加了土地价值，提高了私人资助的保护管理的机会成本。此外，政府在降低投资者风险方面的要求与自身造成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不同资金来源之间缺乏协调，导致项目更倾向于寻求非回报性赠款，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
综上所述，该研究全面分析了欧洲生物多样性私人投资的现状、机遇和挑战，明确了公共政策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这对于推动欧洲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完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全球其他地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私人投资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有助于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农业补贴与自然市场的相互作用、降低风险在自然市场中的合理作用以及不同资金流的协调机制等问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