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驱动绿色增长的关键转型：临界点机制与不平等缓解策略

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ACE)模型，揭示了碳定价(CP)在触发能源结构转型临界点中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当碳税达到临界值(τc=0.2)时，能有效促进燃料转换行为(fuel switching)，在维持GDP增长的同时实现23%的排放削减。结合累进式再分配(prog≥1)，该政策可缓解收入不平等，为气候政策设计提供"双重红利"理论依据。

　　

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严峻挑战，碳排放持续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碳定价被广泛认为是应对气候危机的主要政策工具，但其实际效果却存在巨大争议——2014年仅有12%的碳排放被覆盖，价格仅为7美元/吨；如今虽覆盖范围提升至23%，价格升至32美元/吨，但政策的累退性(regressive nature)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削弱公众支持。更关键的是，学界对碳定价与经济增长、排放削减的关系仍缺乏系统认知：究竟是线性渐变还是存在临界突变？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如何平衡这组矛盾？

来自欧洲的研究团队Isaak Mengesha和Debraj Roy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突破性研究，通过创新的基于主体模型(Agent-based Model, ABM)，首次揭示了碳定价触发绿色转型的临界机制。研究整合了Keynes+Schumpeter经济动力学框架与Lamperti能源系统模型，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企业和能源生产者的复杂系统。模型通过12项经验事实(SF1-SF12)验证，包括GDP增长厚尾分布、商业周期与排放同步等特征。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构建融合劳动市场动态(Dosi模型)和家庭消费行为(Lengnick模型)的ABM框架；2) 设计能源生产者决策算法，量化技术采纳的税收前沿(tax frontier)；3) 采用Kolmogorov复杂度(KC)分析临界减速现象；4) 设置高低绿色产能情景(g_limit=0.2/0.8)模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

主要结果

非对称经济响应

研究发现碳税存在显著阈值效应：在高绿色产能情景(g_limit=0.8)中，当τ_c达到0.2时，排放指数骤降40%而GDP保持增长，形成明显脱钩。

c=0.2触发燃料转换临界点'>

分配效应

价格冲击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持久：±50%能源价格波动使低收入 tercile 的财富份额持续偏离基线达20个周期，而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收入快速补偿。

政策协同

累进税制(prog=1)与碳税组合使GDP额外提升8%，验证了"双重红利"假说。但τ_c>0.6会导致资本品生产者破产率从1%飙升至10%，凸显政策校准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指出，碳定价的临界效应源于能源生产者的技术锁定(lock-in effect)：绿色技术虽初始投资高但运营成本低，一旦跨越投资阈值就会形成不可逆转型。这解释了为何英国碳价支持政策(Carbon Price Support)能在2015-2016年快速降低排放。作者提出的税收前沿公式(τ^c≥(IC^GE_v/b^E-p_f/A^DE_v)/em^DE_v)为各国制定差异化碳价提供量化工具。

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1) 推翻"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高排放"的传统认知，证明临界点策略可实现绿色增长；2) 提出基于KC的早期预警系统，帮助决策者识别经济系统临近转型的状态；3) 为《巴黎协定》实施提供新思路——国际碳价下限应结合国家绿色产能(g_limit)动态调整。这些发现对正处于能源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