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调适下的倡导行动：乌干达公民社会组织在限制性环境中的农业转型路径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Strategic adaptation in restrictive contexts: navigating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through advocacy in Uganda

在公民空间日益收缩的背景下，乌干达公民社会组织(CSOs)如何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农业转型？本研究聚焦于CSOs为何及如何运用非对抗性策略（尤其是倡导）来影响农业发展政策与制度进程。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倡导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既能规避压制、维持政治合法性，又能在限制性政治环境中推广农业转型的替代愿景。研究表明，非对抗性选择并非单纯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对政治威胁与机遇的理性回应，可解读为一种战略适应，即在追求变革目标的同时，通过刻意避免对抗来规避去动员和收编风险。该研究为理解限制性环境中可持续农业转型的伦理与实践可能性提供了新视角。

　　

在追求可持续和包容性农业转型的道路上，结构性及制度性障碍如同坚固的堡垒，阻碍着替代性农业系统的前进。这些障碍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需要行动者将主流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化，并动员支持替代方案的力量。像La Via Campesina这样的农村和农民运动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农村社会运动并未牢固扎根，动员工作往往由分散的行动者承担，其中以农业导向的公民社会组织(CSOs)最为突出。它们围绕土地剥夺、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提出诉求，常常借助粮食主权和生态农业等框架。但乌干达的政治环境对异见声音并不友好，政治动员充满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非对抗性的、基于倡导的动员方式被优先采用？它们又如何能在农业发展领域转化为成功的动员？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深入乌干达，与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联盟、网络和农民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行动者进行了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乌干达的CSOs并非选择沉默或直接对抗，而是走上了一条精妙的“战略适应”之路。它们将“倡导”视为核心策略，但其内涵与实践方式颇具特色。有些组织采用参与式（农民主导）倡导，直接让农民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分享切身经历；有些则采用代表式倡导，由组织代表边缘群体发声；还有的采用混合模式。尽管方式各异，但一个共同点是普遍倾向于非对抗性的策略。它们强调“我们不对抗，我们接触！”。在它们看来，对抗性手段如抗议、封锁或抵制，可能会激化与政策制定者的矛盾，招致压制或被贴上“破坏者”、“外国代理人”的标签，甚至面临组织被关闭的风险。相反，建设性的接触不仅能降低风险，还能为参与决策创造更多空间。一位参与者形象地比喻道：“你不能用对待理性的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不理性的人或一个发脾气的小孩。同样，我们不会对政府施加过大压力。”

这种非对抗性姿态并非怯懦或妥协，而是一种精明的战术选择，是社会运动理论中“战略适应”的体现。即在政治机会有限、压制风险高的环境中，行动者有意识地调整策略和战术，以最小化代价追求目标。乌干达的CSOs通过“倡导”这一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合作与抵抗。它们积极参与政策咨询、技术工作组、议会委员会等“被邀请的空间”，将替代性愿景（如生态农业、粮食主权）嵌入官方的政策进程。它们运用“权力图谱”精准游说有影响力的精英，而非仅仅依靠人数优势。一位参与者坦言：“对我来说，与部长在酒店喝杯茶就可能改变局面。” 这种策略使其能够在表面上符合国家将公民社会视为“伙伴”而非对手的期望，同时在实质上持续推进其变革议程。

联盟建设是乌干达CSOs应对结构性政治障碍的另一项核心战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联盟如公民社会预算倡导小组(CSBAG)、可持续农业倡导联盟(ACSA)，还是跨国联盟如非洲粮食主权联盟(AFSA)，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联盟不仅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增强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安全网”。在政治压制风险下，“你必须与其他人在一起，因为如果你孤身一人，你很容易成为受害者。” 联盟使政府难以针对单个组织进行打击，分散了风险。同时，跨国联盟能将地方诉求提升到区域（如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甚至全球层面，弥补国内政治空间的狭窄。尽管联盟也存在挑战，如可能演变为独立的组织与成员竞争资源，或受国际资助者议程的影响，但参与者普遍认为，联盟带来的保护、资源整合和声音放大效应利大于弊。

这项研究揭示了在限制性政治环境中，公民社会组织如何通过战略适应来维持其政治能动性。它们的实践并非简单地倒向合作或对抗的任何一端，而是形成了一种混合模式：表面上采取合作、非对抗的“倡导”形式，实质上却蕴含着抵抗的内核。这挑战了将非政府组织化(NGOisation)简单等同于去政治化或专业化的观点。在乌干达的案例中，CSOs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术创新，旨在严苛的环境中保持生存并持续推动变革。研究表明，这种“战略适应”使得行动者能够在公民空间收缩的背景下，依然为农业转型的替代方案开辟道路，尽管这种路径往往是渐进的、累积的，并且时刻面临着被收编或逆转的风险。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丰富了我们对不同政体类型下 agrarian transformation（农业转型）动员方式多样性的理解。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等采取对抗性策略的农民运动不同，在乌干达这类半威权主义国家，高昂的压制成本和特定的公民社会结构塑造了以倡导为主导的动员剧目。这并非表明一种路径优于另一种，而是强调了政治背景对行动策略的决定性影响。对于决策者和资助者而言，认识到这种渐进主义的战术并非消极被动，而是在约束条件下的主动适应，至关重要。总之，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农业政治不仅体现在激烈的对抗时刻，也蕴含在日常的策略性调适之中，正是这种创造性使得变革的可能性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存续。

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于2024年夏季，并辅以2023年夏季的田野调查材料。核心方法为对9个公民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组织、网络和联盟）的14名代表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主要为直接参与倡导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均拥有至少五年相关经验。组织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结合选取，以确保涵盖从大型联盟到基层组织的多样性。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结合演绎与归纳编码，并通过三角验证（访谈数据、政策文件、组织报告、二手文献）、成员核对和同行汇报等方式确保分析的信效度。研究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保护参与者匿名性与数据安全。

研究结果

概念化倡导

研究发现，乌干达CSOs对倡导的概念化和实践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事前倡导（“影响”政策）和事后倡导（“反对”政策）。实践方式上可分为参与式（农民主导）倡导、代表式倡导以及混合模式。参与式倡导强调让农民直接面向政策制定者发声，以增强真实性与合法性；代表式倡导则由组织为无法直接参与的边缘群体代言；混合模式则结合二者。尽管方式不同，但共同点在于都强调“代表性”，并普遍倾向于非对抗性策略。

“我们不对抗；我们接触！”

所有受访组织都明确倾向于非对抗性的接触策略，而非对抗性手段。他们认为，在公民空间收缩的背景下，对抗性行动易引发政府不信任、压制甚至组织生存危机。相反，建设性接触能降低风险，并为进入决策空间创造更多机会。政府也更倾向于这种被视为“伙伴”而非对手的互动方式。

非对抗性倡导与政治机会利用

CSOs战略性地利用现有渠道进入政策制定空间，例如参与政策改革、立法审查的技术工作组。在利用机会的方式上存在分歧：一部分组织强调动员大量受益者和盟友，以“人数”造势；另一部分则强调通过“权力图谱”精准游说关键决策者。后者认为找到“游戏规则改变者”并进行针对性游说往往比大规模动员更有效。

联盟/同盟建设：克服结构与政治障碍

联盟建设（包括国内联盟如ACSA、CSBAG和跨国联盟如AFSA）是CSOs应对限制性环境的核心策略。联盟能汇集资源、专长和选民基础，提高倡导效率、扩大影响力，并通过呈现集体声音增强合法性。跨国联盟还能在国内空间受限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放大农民的声音。

联盟与同盟作为战略与战术举措

组建联盟的动机包括防御性和进攻性目的。防御上，联盟能分散风险，提供保护，使政府难以针对单个组织进行压制，“团结起来，我们更能承受政府压力”。进攻上，联盟能实现资源（人力、技术、资金）互补和高效利用，尤其在资源有限且依赖外部资助的情况下。联盟还有助于统一信息，避免重复努力和内耗。然而，联盟也面临挑战，如可能演变为独立组织并与成员竞争资源，以及受国际资助者外部议程影响的风险。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乌干达CSOs在限制性政治环境中为何及如何运用非对抗性策略推动农业转型。主要结论表明，倡导作为一种核心策略，并非简单的技术性合作或去政治化，而是一种“战略适应”的体现。即CSOs有意识地选择非对抗性剧目以应对政治威胁与机会，在表面上采取合作姿态的同时，实质性地嵌入替代性愿景（如生态农业、粮食主权），从而在高压环境中维持政治能动性。联盟建设是此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提供保护、增强韧性、放大声音。这种混合策略挑战了将NGO化简单等同于去政治化或将对峙性与制度性策略二元对立的观点。研究表明，在公民空间收缩的乌干达等半威权主义环境中，农业动员并未消失，而是以战略适应的方式持续存在，通过精妙的战术创新在合作与抵抗之间保持平衡，为渐进式变革创造了空间。这丰富了全球农业转型争论，揭示了动员剧目的多样性及其对政治背景的深刻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