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农民”的生态悖论：斯洛文尼亚农业顾问视角下的自然保护与生产主义惯习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The ‘Good Farmer’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agricultural advisors: insights from Slovenia

为解决农业顾问在推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农业转型中的角色困境，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斯洛文尼亚农业顾问对“好农民”认知的研究。研究发现，顾问们深植于生产主义惯习，其作为政策中间人的角色限制了其作为变革推动者的能力。该研究强调了将保护策略与地方价值观相结合、加强参与式方法以及通过教育和合作支持顾问的重要性，以促进农业中有意义的可持续性转型。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挑战中，农业部门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的历次改革，将环境标准与直接支付挂钩，并大力推广农业环境措施(Agri-Environmental Measures, AEMs)，旨在激励农民采取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友好的农业实践。然而，尽管政策工具日益完善，农业实践的实际转变却往往滞后。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农民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如何影响其采纳环保措施，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角色——农业顾问。

农业顾问是连接政策与农业实践的重要桥梁，他们不仅是知识经纪人，更是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如何理解“好农民”这一概念？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如何影响其向农民提供的建议？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农业可持续转型的深层动力至关重要。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和国际土地利用研究中心的Ana Novak及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斯洛文尼亚的农业顾问群体，通过深入访谈，揭示了他们眼中的“好农民”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如何塑造了他们对自然保护的态度。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斯洛文尼亚公共农业咨询服务(Public Agricultural Advisory Service, PAAS)的20名农业顾问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团队采用了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受访者包括13名田间顾问、3名区域办公室负责人、2名专门从事草地管理和自然友好型农业的专家顾问，以及1名农业经济学专家和1名果园专家。受访者年龄在29至64岁之间，拥有1至35年不等的咨询工作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两人外，所有受访顾问都拥有并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农场，这使他们与农民群体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经验。访谈内容涵盖了职业路径、职业动机、顾问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对“好农民”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实践的认知等主题。所有访谈均被录音、转录，并使用Atlas.ti软件进行主题分析。

研究结果

1. 对“好农民”的认知

研究发现，斯洛文尼亚农业顾问对“好农民”的定义，深深植根于家庭农场的长期生存能力和农业传统的延续。与以往研究不同，超过半数的顾问将积极的家庭动态视为核心，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培养农场继承人的重要性。在经营理念上，顾问们很少将“好农民”描述为积极寻求市场机会的企业家，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能够理性思考、量力而行的人。他们不推崇盲目追求大型现代化机械，而是强调机械的安全性和功能性，以及现有设备的良好维护。

在土地管理方面，顾问们对“整洁”的定义与西欧农民有所不同。他们不追求“无菌”和完全无杂草的田地，而是强调防止土地荒芜，保持土地的“精心照料”。这种偏好源于斯洛文尼亚独特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即森林覆盖率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显著增加，导致农业用地稀缺。因此，维护开放的农业景观和适宜的生产条件，被视为良好土地管理的关键标志。顾问们普遍欣赏马赛克式的、多样化的景观，认为其中应包含田地、草地、葡萄园和精心维护的树篱。

2. 对自然、自然保护及农业环境措施(AEMs)的看法

大多数顾问表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是他们选择农业职业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们主要从农业效用出发来理解和评价自然，将其视为管理的农业景观，而非原始的荒野。他们将自然保护视为维持土地生产力、确保粮食生产的手段，并将农民的角色定位为土地的“管家”。

尽管顾问们熟悉并了解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环境措施(AEMs)，但他们对这些措施普遍持保留态度。这种不安和怀疑源于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他们坚信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而自然保护措施往往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制约。其次，采纳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资本的损失，因为补贴水平不足以弥补产量损失。此外，这些措施还可能带来文化资本的损失，因为鼓励粗放管理的保护措施与“好农民”应保持土地整洁的规范相冲突。一些顾问还认为，某些措施过于僵化，忽视了农民的地方性知识。

3. 塑造和改变“游戏规则”的机制

顾问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是在农业“场域”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形成“好农民”认知的关键时期。大多数顾问在农场长大，这种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此外，持续在农场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也塑造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并帮助他们赢得了农民的信任。

农业顾问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专业和社会网络中运作，其中传统的农业价值观（如粮食生产、土地耕作）被强烈强化和合法化。这种动态有助于再生产共享的地方性惯习，但也可能成为整合自然保护等外部议题的障碍。在斯洛文尼亚，自然保护议题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入顾问的工作中，通常被视为一种外部压力。共同农业政策(CAP)和其他环境法规，特别是交叉合规(cross-compliance)要求，对重塑“游戏规则”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标准已深深嵌入顾问对“好农民”实践的认知中。

相比之下，自愿性的农业环境措施(AEMs)对塑造顾问认知的影响较小。顾问们在推广这些措施时，往往采取务实的策略，主要强调其财务收益，并优先推荐那些对农民现有工作干扰最小的措施。教育也被证明是影响顾问惯习的重要因素，年轻一代的顾问在定义“好农民”时，更倾向于平衡生产与环境责任。此外，参与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的项目，以及市场动态（如化肥价格上涨），也被认为是重塑顾问价值体系的有效机制。

4. 重新思考顾问的角色

分析表明，由于顾问深植于生产导向的价值体系，他们在将自然保护议题整合到农业“场域”中作为变革促进者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目前似乎缺乏有效的工具和机会，来弥合农业社区作为粮食生产者的身份与主要“自上而下”的自然保护倡议之间的差距。顾问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有职业义务推广可能与自身及农民观点相冲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在紧密联系的农业网络中维持自己的社会信誉。为了应对这些紧张关系，顾问们经常采取务实的推广策略，这可能会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场域”中的整合。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惯习和场域理论，探讨了斯洛文尼亚农业顾问所持有的农业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以理解他们如何驾驭农业的演变动态，特别是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融入农业系统。研究结果表明，顾问们的惯习植根于其个人农业背景和职业社会化过程，塑造了嵌入生产主义范式的农业价值观和象征，如粮食生产和土地管理。这种惯习同时再生产并协商着农业“场域”内的“游戏规则”，揭示了顾问作为既定规范的维护者和潜在变革促进者的双重角色。

平衡这两种角色常常会产生张力，特别是在将根深蒂固的农业价值观与主要“自上而下”驱动的自然保护目标相结合时。这种张力可能会限制生物多样性目标在日常咨询实践中的整合，使农业系统的转型成为一个缓慢的过程。研究还确定了“游戏规则”被重新协商的几种机制，包括通过日益“绿化”的共同农业政策(CAP)逐渐内化环境规范、具有更强调环境和自然保护主题教育背景的顾问的代际更替，以及参与合作项目。尽管许多已确定的变革驱动因素源于农业“场域”之外，并可能与内部再生产的规范产生张力，但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只有当这些外部驱动因素嵌入日常实践和职业身份时，咨询和农业“场域”内的转型才会发生。

该研究强调了采取新的咨询工作和政策实施方法的必要性。首先，在设计和实施自然保护倡议时，需要加强参与式方法，将顾问定位为当地专家和值得信赖的中间人，并将农民和顾问的经验知识系统地纳入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其次，政策努力应侧重于识别和调动顾问（和农民）价值体系中与自然保护目标相一致的共同价值观。第三，需要逐步改革农业教育体系，将自然保护主题全面纳入课程。最后，将更多具有自然保护背景的专业人士纳入咨询服务，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方法，可以促进咨询“场域”集体倾向的逐步转变，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定位为农业身份的一个有价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