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座头鲸体内有机紫外线吸收剂的积累量较高，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

《Environmental Pollution》：High accumulation and potential health risks of organic ultraviolet absorbents in humpback dolphin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海洋哺乳动物有机紫外线吸收剂生物累积与健康风险研究。

　　
近年来，随着化妆品和工业领域对紫外线吸收剂（UVAs）需求的快速增长，这类新兴污染物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威胁引发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南海北部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种群为研究对象，系统评估了11种典型UVAs的生物累积特征及其健康风险，研究成果为海洋哺乳动物污染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样本采集方面，研究团队自2004年起持续开展系统性调查，覆盖南海北部多个关键海域。通过政府合作机制，累计解剖分析73头成年中华白海豚的肝脏组织，建立跨越20年的时空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样本采集不仅涵盖自然死亡个体，还包含通过救助程序获取的活体样本，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检测的UVAs均在该种群中检出，总浓度达1342.7±1007.6 ng/g（湿重），显著高于全球其他海洋哺乳动物记录值。其中，UV-328和UV-329的检出浓度分别占总量19.2%和32.8%，这两个物质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化妆品中的紫外线过滤剂，又是工业塑料的稳定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业领域使用的UVAs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个人护理产品中的UVF类物质（如UV-P、AVO等）浓度仍保持高位，这与珠三角地区化妆品产业集中度密切相关。

健康风险评估方面，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引入甲状腺激素作为生物标志物。数据显示，UV-328、UV-329、UV-P等7种物质与triiodothyronine（T3）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p<0.05），其中部分样本的T3浓度较正常范围高出40%。这种内分泌干扰效应与UVAs的结构特性密切相关：苯并三唑类化合物（如UV-328/329）可通过激活芳烃受体（AHR）通路干扰甲状腺激素合成；而香茅醇苯甲酸酯类（如4-MBC）则可能通过抑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活性导致激素代谢紊乱。

环境暴露途径分析表明，中华白海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暴露：一是通过摄食含富集UVAs的浮游生物和鱼类，二是通过皮肤接触海洋沉积物中的污染物。研究特别发现，南海北部海域的UVAs浓度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珠江口附近水域的UV-329浓度达59.8 ng/L，是南海中部海域的2.3倍。这种空间分布特征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布局高度吻合，其中约55%的防晒剂生产企业和32%的塑料稳定剂生产企业集中在广东省。

时间趋势分析揭示出两个重要规律：一方面，工业用途的UVAs（如UV-328）浓度自2015年起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欧盟2018年实施的化妆品UVAs禁用政策传导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个人护理产品中的UVAs（如AVO、4-MBC）浓度却保持稳定甚至上升，这与其在防晒霜中的添加比例增加（从2010年的12%升至2022年的28%）直接相关。研究团队通过同位素稀释质谱技术（ID-MS）确认，部分样本中的UVAs存在跨介质迁移现象，如从海水悬浮颗粒迁移至浮游动物体内，再通过食物链传递至顶级捕食者。

在风险评估方法上，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лишкомовский生物有效性阈值模型，结合中华白海豚的生理代谢特征，计算出风险指数（RI）。结果显示，约11%的样本群体面临中度以上健康风险（RI>0.5），其中以UV-328（RI=0.38）和UV-329（RI=0.29）的贡献最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系数在幼年个体中表现更为突出，可能与甲状腺发育关键期的敏感性有关。

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尽管UVAs总量在种群中呈下降趋势，但特定化合物的生物放大效应却在增强。例如，UV-329在食物链顶端的富集系数达到3.8，显著高于其他同类型污染物。这种动态变化可能与污染物替代效应相关——随着工业UVAs的逐步淘汰，个人护理产品中的新型UVAs正成为替代品，但这些新物质往往具有更强的生物活性和环境持久性。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团队提出三级防控策略：在源头控制层面，建议对珠江三角洲的防晒剂生产实施动态监管，重点监控UV-329等高风险物质；在过程阻断层面，提出建立南海北部UVAs浓度预警阈值（建议值<50 ng/g lw），并研发针对性吸附材料；在末端干预层面，计划建立中华白海豚健康监测数据库，对高暴露个体实施定期体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研究首次揭示UVAs对海洋哺乳动物内分泌系统的干扰机制，这为制定更精准的污染管控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该研究具有三重科学价值：其一，填补了海洋哺乳动物UVAs污染研究的空白，首次系统评估了中华白海豚体内11种UVAs的累积特征；其二，建立了环境-生物-毒性联动的风险评估模型，将传统污染物评价方法拓展至新兴化合物领域；其三，揭示了珠江口化妆品工业与海洋生态系统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为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

当前研究仍存在两点局限：首先，样本采集周期集中于2004-2023年，未能完整反映UVAs浓度随全球化妆品配方变革（如2022年欧美禁用氧苯酮等物质）的动态变化；其次，健康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基于实验室动物数据外推，未来需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以验证其适用性。建议后续研究重点关注纳米级UVAs的穿透效应，以及多污染物协同作用下的复合毒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