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前使用β阻滞剂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PGL）患者手术结果的影响

《Endocrine-Related Cancer》：Impact of presurgical beta-blockade on surg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PPGLs

本研究通过多中心回顾性分析，探讨术前β受体阻滞剂对嗜铬细胞瘤/副节瘤手术并发症的影响。结果显示，β阻滞剂组术前血压控制更佳，但术中心律失常发生率更高（9.3% vs 3.7%），经α阻滞剂剂量调整后差异消失，提示可能与苯氧苄胺使用相关，而非β阻滞剂本身。术后高血压在β组更常见（2.7% vs 0%）。结论：术前β阻滞剂的使用与术中心律失常及术后高血压相关，但主要影响因素为α阻滞剂类型及剂量。

　　
本研究针对术前是否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嗜铬细胞瘤或交感神经节旁神经节瘤（PPGL）患者手术并发症差异展开分析。该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1998至2024年间23家三级医院实施的390例PPGL手术病例，通过对比β受体阻滞剂使用组（226例）与非使用组（164例）的临床数据，揭示术前管理策略对手术结局的影响。

研究首先建立严格纳入标准，排除未接受α受体阻滞剂治疗、术后未获得完整随访或存在数据缺失的病例。通过电子数据库收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实验室指标及手术参数，重点观察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在基础人口学特征方面，两组患者在性别比例（女性占比53.1% vs 48.8%）、年龄分布（51.7±15.24岁 vs 50.7±18.01岁）及合并症（高血压75.1% vs 78.1%、糖尿病30.1% vs 23.2%）上无统计学差异。值得注意的是，β受体阻滞剂使用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116.8±41.43 mg/dL）和血浆去甲肾上腺素（8.6±14.07 SD above ULN）显著高于对照组（107.7±28.81 mg/dL vs 4.4±6.42 SD above ULN），提示该组患者的代谢紊乱和儿茶酚胺分泌活性更为突出。

在药物治疗特征方面，β受体阻滞剂组（占58%）的α受体阻滞剂使用剂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苯氧苄胺日均剂量49.4±41.0 mg vs 26.1±21.71 mg；多沙唑嗪日均剂量10.1±10.10 mg vs 6.2±4.71 mg）。这种剂量差异可能源于两组在疾病活动度上的本质区别：β受体阻滞剂组更多选择苯氧苄胺（占比42.2%）而非多沙唑嗪（52.8%），这与苯氧苄胺更易引发反射性心动过速有关。

术中并发症分析显示，β受体阻滞剂组（9.3%）的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3.7%）。但经多因素回归分析调整α受体阻滞剂剂量后，该差异消失（调整OR 2.55，95%CI 0.83-7.89）。进一步研究发现，使用苯氧苄胺患者的术中心律失常风险是使用多沙唑嗪的7.23倍（OR 7.23，95%CI 2.43-21.77），且该患者群体术前心率普遍更低（71.6±11.85 bpm vs 75.6±9.92 bpm）。这种剂量依赖性关联提示，术前α受体阻滞剂的选择类型（苯氧苄胺 vs 多沙唑嗪）比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本身更能影响术中心律失常的发生。

术后并发症方面，β受体阻滞剂组出现2.7%的术后高血压危象，显著高于对照组（0%）。但整体术后并发症发生率（27.0% vs 22.0%）及Clavien-Dindo≥2级并发症（68.8% vs 39.3%）的显著差异需结合更全面的机制分析。研究特别指出，所有术后高血压危象均发生在β受体阻滞剂使用者中，这可能与β受体阻滞剂的药代动力学特性相关。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可能通过抑制糖异生和掩盖儿茶酚胺诱导的代偿性心率加快，导致术后低血糖风险增加（9.0% vs 1.3%）。

讨论部分揭示了若干关键机制：首先，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显著依赖于术前α受体阻滞剂的剂量和类型。苯氧苄胺因其更强的α2受体拮抗作用，更易引发反射性心动过速，从而 necessitate 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其次，术前血压控制水平存在差异（β组70.7% vs 非β组59.1%），但调整α受体阻滞剂剂量后该差异消失，提示血压控制效果更多取决于α受体阻滞剂的优化而非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第三，研究证实术前血糖水平（FPG）与儿茶酚胺代谢产物存在正相关（r=0.03），这为解释β受体阻滞剂使用者血糖控制不佳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技术实现层面，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策略，将患者按α受体阻滞剂类型（苯氧苄胺/多沙唑嗪）和β受体阻滞剂选择（普萘洛尔组 vs 羟苯苄胺/美托洛尔组）进行亚组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术中血压波动监测采用动态血压监测（DBPM）结合Clavien-Dindo分级标准，确保了评估的客观性。

研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回顾性设计可能导致的混杂因素，如β受体阻滞剂使用者可能同时存在更复杂的病理生理特征（如更高的肿瘤活性度）。此外，未明确区分长期β受体阻滞剂使用者与围手术期临时使用者，可能影响结果解读。但研究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有效控制了混杂因素，使主要结论具备较高可信度。

该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不应脱离个体化评估，特别是对于合并代谢综合征的高儿茶酚胺分泌患者；其次，术中心律失常的预防应优先优化α受体阻滞剂方案，而非单纯依赖β受体阻滞剂；最后，术后出现难以解释的高血压危象时，需优先排查β受体阻滞剂相关机制。后续研究建议开展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特别关注术前3个月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剂量与撤药时机对围手术期安全性的影响。

这项横跨26年（1998-2024）的长期观察研究，不仅填补了术前β受体阻滞剂使用与PPGL手术并发症关联的空白，更揭示了α受体阻滞剂类型与剂量对围手术期管理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临床指南中关于β受体阻滞剂需在充分α受体阻滞基础上谨慎使用的建议，同时为个体化α受体阻滞剂选择提供了新的生物学标志物参考（如术前心率、血糖水平及儿茶酚胺代谢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