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情境因素对移民适应的关联性：一项揭示压力应对比文化学习更关键的大型元分析

《Nature Communications》：A Meta-Analysis of Social and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Migrant Adaptation to Living in Receiving Societies

为解决移民适应影响因素证据混杂的问题，研究人员对涉及57万余名移民的1114项研究进行元分析，揭示了压力应对因素（如歧视、社会连接）比文化学习因素（如文化距离）与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有更强、更稳健的关联，为制定有效的移民支持政策提供了关键证据。

　　

国际移民浪潮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全球移民人数从2000年的1.73亿攀升至2020年的2.7亿，创下历史纪录。面对这一全球性趋势，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迫切希望了解，哪些心理社会因素能够促进移民在接收国成功、公平地融入。适应性良好的移民通常在教育成就、工作表现、行为认知融入以及生活满意度方面都表现更佳。尽管跨文化适应研究在心理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组织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呈指数级增长，每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数量在2019年已达到约1200项，是21世纪初的六倍之多，但这一庞大文献却饱受结果不一致和难以复现的困扰。这种状况模糊了知识的边界，也削弱了其在关键社会议题上的应用价值。

为了厘清迷雾，由Kinga Bierwiaczonek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A Meta-Analysis of Social and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Migrant Adaptation to Living in Receiving Societies”的大型元分析研究。这项预先注册的研究对1114项原始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合，涵盖了571,260名第一代移民、国际学生、商业外派人员和难民，共分析了5,066个效应量，旨在识别在不同迁移背景和群体中均表现出最强、最稳健关联的社会和情境因素。

根据主流的跨文化适应理论，适应过程涉及两个核心维度：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被视为一个压力应对（Stress-and-Coping）过程，其好坏体现在幸福感、满意度等方面，被认为主要受压力源（如语言障碍、歧视）和应对资源（如社会支持）的影响。而社会文化适应则被视为一个文化学习（Culture Learning）过程，表现为能够“融入”新文化的行为和认知能力，被认为主要受社会接触（如与接收国国民的互动）和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即原居国与接收国文化的差异程度）的影响。然而，理论提出的众多影响因素（如长期被视为关键的“整合”策略，即同时保持原居文化和接收文化取向）其经验支持并不一致，甚至有些可能缺乏扎实的证据基础。

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在跨文化适应理论提出的众多社会和情境因素中，哪些是移民适应最强有力的正向和负向关联因素？研究团队特别聚焦于比较（a）与压力应对相关的社会资源和压力源，以及（b）与文化学习相关的社会群体接触和文化距离这两大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遵循了系统评价和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指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献检索和筛选。他们整合了一个包含1988年至2022年间发表的研究的数据库，并使用ASReview Lab软件辅助标题和摘要的筛选。每篇符合条件的全文由两名经过培训的团队成员独立进行编码，编码不一致之处通过团队讨论解决。统计分析采用了先进的三水平元分析模型（Three-Level Meta-Analytical Model），以考虑来自同一批参与者的多个效应量之间的依赖性。该模型将变异来源分解为参与者内部（Level 1）、独立样本内效应之间（Level 2）以及独立样本之间（Level 3）。所有分析均使用R语言的metafor包完成。研究还进行了全面的敏感性分析、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评估（如多水平Egger回归、PET-PEESE方法）以及p-hacking（P值操纵）检验（如右截断元分析RTMA），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主要变量类别

研究首先考察了四大类变量与两种适应维度的整体关联模式。结果清晰地显示，压力源和文化距离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均呈显著负相关，而感知社会资源（Perceived Social Resources）和社会群体接触（Exposure to Social Groups）则与两者呈显著正相关。更重要的是，当比较这些效应的绝对值大小时，压力应对因素（压力源、感知社会资源）与两种适应维度的总体相关性均显著大于文化学习因素（文化距离、社会群体接触）。这一基本模式在移民、外派人员、国际学生和难民这四类常见的移民群体中惊人地一致。虽然异质性（Heterogeneity）极高，表明效应大小存在巨大变异，但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上认为不同移民群体的适应机制存在根本差异的观点。

压力源

在对压力源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后，研究发现，对心理适应负面影响最强的压力源是文化适应压力源（Acculturative Stressors，即综合衡量多种迁移特有压力的复合指标），其次是职业压力源和COVID-19相关压力源。对于社会文化适应，最强的负向关联因素是感知歧视（Perceived Discrimination），其次是一般压力源和文化适应压力源。元回归分析证实，感知歧视对社会文化适应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其他类型的压力源。

感知社会资源

在感知社会资源方面，研究发现与两种适应维度关联最强的因素是社会连接感（Social Connectedness，即个体感觉与周围社会环境相连的程度）和不感到孤独（Loneliness，该变量在分析中被反向计分以便比较）。当按资源来源进行细分时，来自上级（Supervisors，包括工作和学术环境中的上级）的支持、来自组织（Organizations，主要是雇主或大学）的支持以及来自非特定来源的支持显示出最强的正向关联。

社会群体接触

与社会资源（侧重互动的质量）不同，社会群体接触关注的是互动的数量指标（如接触频率）。分析发现，与接收国国民（Local-Nationals）的互动数量与社会文化适应的正向关联最强，并且其效应显著大于与同乡（Co-Nationals）或非特定群体的互动。对于心理适应，与接收国国民的互动效应也显著大于与同乡或其他国际人士的互动。

文化距离

研究还比较了自我评定的文化距离（Self-Rated Cultural Distance）和客观测量的文化距离（Objectively Measured Cultural Distance，如基于外部数据库的文化价值差异指数）的效应。对于心理适应，自我评定的距离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客观距离的效应不显著，但两者无显著差异。对于社会文化适应，自我评定的距离同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其效应显著强于客观测量的文化距离。

讨论与意义

这项大规模元分析得出了明确且具有启发性的结论：移民的跨文化适应程度最强力、最稳健地关联于压力应对因素，而非文化学习因素。具体而言，遭受压力源（尤其是文化适应压力源和歧视）与较差的适应结果相关，而拥有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连接感和不孤独）则与较好的适应结果相关。尽管压力应对因素传统上被认为更直接影响心理适应，但本研究发现它们对社会文化适应同样重要。相反，文化学习因素（社会接触和文化距离）的作用相对有限，尽管它们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略大于对心理适应的影响，特别是自我评定的文化距离和与当地国民的接触。

尤为重要的是，在分析的99个主要元分析效应中，仅有16个效应的90%预测区间（Prediction Interval）不包含零，这意味着这些效应在90%的情况下其真实方向是一致的。其中，有7个效应的绝对值超过了0.30（心理学研究中通常认为的大效应阈值），它们被认为是移民适应最强健、最一致的关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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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心理适应：社会连接感（r = .33）、不感到孤独（r = .31）、文化适应压力源（r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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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会文化适应：感知歧视（r = -.38）、社会连接感（r = .38）、一般压力源（r = -.30）、来自上级的支持（r = .32）。

这些发现对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例如，来自上级支持的关键作用提示，对工作场所和学术机构中的管理者进行培训，使其能够有效提供支持，可能成为提升移民适应能力的可行干预途径。同时，感知歧视的强负向效应凸显了在接收社会打击歧视、营造包容环境的重要性。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由于缺乏实验研究，目前的分析主要基于相关性证据，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此外，数据中全球北方国家（Global North）的样本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研究结果对全球南方内部迁移轨迹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纵向设计和实验干预来验证因果方向，并更多地关注 underrepresented 的地区。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这项研究通过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证据整合，清晰地指出了与移民适应关联最强、最一致的因素：感知歧视、文化适应压力源、不感到孤独、社会连接感以及来自上级的支持。这一认识对于政策和实践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因素显示出比传统上认为关键的因素（如移民的“整合”取向，其平均相关性约为0.10）更强、更稳健的关联。如果未来的纵向和实验研究能够证实这些因素的因果作用，那么它们将为全球范围内支持数百万移民在接收国建立幸福、成功和适应性良好的生活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