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诚实与借口：来自掷骰子游戏第二轮的证据

本文通过两次实验挑战Justified Dishonesty理论，发现控制轮次（control rolls）可能通过降低撒谎成本而非提供合理化机制影响行为。实验一显示即使未要求第二轮，第一轮报告仍符合该理论预测，但第二轮报告显著偏离；实验二直接测试交换轮次的行为，结果强烈拒绝该理论。模型拟合显示Dufwenberg和Dufwenberg的Perceived Cheating Aversion模型更优。研究强调实验设计细节对行为结果的重要性，并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Justified Dishonesty的核心机制。

　　
这篇研究围绕“合理化作弊”（Justified Dishonesty）理论在骰子实验中的适用性展开，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该理论的核心机制——即通过观察“控制轮次”（即额外不报告的骰子点数）来合理化行为并降低作弊的心理成本。研究发现，尽管控制轮次确实提升了平均作弊水平，但该理论的具体机制（如轮次交换）并未得到支持。以下是关键内容的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传统经济学模型认为，作弊成本由两个部分构成：**直接成本**（如被揭穿的概率）和**声誉成本**（如被贴上“不诚实”标签的风险）。而“合理化作弊”理论提出，当被试意识到存在“反事实”行为（如额外掷骰但不报告结果）时，作弊的心理负担会降低，从而更倾向于报告更高点数。

### 二、实验设计与方法
研究通过两个实验验证该理论：
1. **安慰剂实验**（实验1）：要求被试先报告一次掷骰结果（有偿），再报告一个“控制轮次”（无偿）。通过分离两次报告的时间顺序，排除控制轮次作为合理化依据的影响。
2. **双屏与单屏实验**（实验2）：在单屏实验中，被试需同时报告两次掷骰结果；在双屏实验中，分两次报告。通过对比两组数据，检验控制轮次对后续报告的影响。

### 三、核心发现
1. **实验1的结果**：
- **第一次报告**：尽管未提供控制轮次作为合理化依据，但平均报告值（3.27）显著高于纯诚实模型预测值（2.5），与“合理化作弊”理论预测（3.47）接近。然而，分布统计显示，被试中约三分之一在第一次报告中选择了高于实际掷骰结果（如实际掷得1和5，却报告5作为第一次结果，1作为第二次结果），这与理论预测的“交换轮次”行为不符。
- **第二次报告**：平均报告值（2.59）与纯诚实模型（2.5）无显著差异，且分布符合随机预期，直接拒绝了“合理化作弊”理论对第二次报告的预测（理论预期为1.53）。

2. **实验2的结果**：
- **第一次报告**：双屏实验的平均报告值（3.69）与“合理化作弊”理论预测（3.47）接近，但单屏实验（3.17）显著更低，表明被试在知晓后续需报告第二次时，作弊意愿降低。
- **第二次报告**：所有情况下，第二次报告的平均值（2.88-2.93）均显著高于纯诚实模型（2.5），但低于理论预测（1.53），且分布统计显示被试未交换轮次，而是更可能随机编造第二次结果。

### 四、理论检验与模型比较
1. **对“合理化作弊”理论的直接检验**：
- 理论预测若存在轮次交换，第二次报告应与第一次报告相反（如第一次报告5，第二次应报告1）。但实际数据显示，约75%被试在两次报告中选择了不同的数值，且第二次报告均值（2.88-2.93）显著高于纯诚实模型（2.5），但未达到理论预期（1.53），表明轮次交换并非主要机制。

2. **与其他经济模型的对比**：
- **声誉成本模型（Dufwenberg & Dufwenberg, 2018）**：假设被试因害怕被识别为作弊者而减少大幅作弊。模型拟合度（均方根误差RMSE=2.13）优于“合理化作弊”模型（RMSE=3.03）。
- **Khalmetski & Sliwka（2019）模型**：同样强调声誉成本，但允许不同个体有不同的作弊成本。其拟合度（RMSE=2.10）接近声誉成本模型，均优于“合理化作弊”理论。

### 五、对控制轮次效应的解释
尽管“合理化作弊”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控制轮次仍对平均作弊水平产生微弱影响（效应量约0.1个标准差）。作者提出两种可能解释：
1. **简化成本模型**：控制轮次可能通过增加实验的“仪式感”，降低被试对作弊的敏感性，而非提供反事实依据。
2. **混合策略**：被试可能部分采用“合理化作弊”策略（如三分之一被试在实验1中通过轮次交换提升收益），但整体行为仍由声誉成本模型主导。

### 六、争议与未解问题
1. **争议焦点**：
- 部分前人研究（如Shalvi et al., 2011-2015）曾通过类似实验支持“合理化作弊”理论，但该研究指出这些实验存在样本偏差（如选择性地报告支持该理论的实验）。
- **数据操纵风险**：需警惕部分早期研究因数据问题（如Shu et al., 2012）或样本偏差导致结论不可靠。

2. **未解问题**：
- **行为异质性**：尽管混合模型显示“合理化作弊”策略占比极低（模型拟合显示其贡献可忽略），但需进一步研究特定群体（如高道德自评者）是否更易受控制轮次影响。
- **跨文化差异**：实验主要针对英国和中国学生，但未在更广泛文化背景中验证。

### 七、结论与意义
研究认为：
1. **“合理化作弊”机制被拒绝**：尽管控制轮次能提升平均作弊水平，但被试并未按理论所述交换轮次，而是更可能随机编造第二次结果。
2. **声誉成本模型更具解释力**：被试通过控制轮次降低感知作弊成本，但核心驱动因素仍是避免被贴上“不诚实”标签。
3. **实验设计的重要性**：控制轮次等实验细节可能通过非理论路径（如心理暗示）间接影响行为，需更严谨的实验控制。

该研究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启示：**看似中立的实验设计细节（如是否报告控制轮次）可能通过复杂机制影响行为，但需谨慎归因于单一理论**。

### 补充说明
- **数据局限性**：实验样本量（实验1: 363人；实验2: 231人）可能不足以完全捕捉个体差异，未来需扩大样本。
- **方法论创新**：通过同时记录两次报告，避免了前人研究中“选择性报告”导致的偏差。
- **实践意义**：在实验或调查中，若需减少作弊，可考虑移除控制轮次或增加对作弊后果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