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三级严重哮喘诊所中生物疗法和支气管热成形术临床疗效的回顾性现实世界评估

哮喘生物制剂与支气管热塑性治疗（BT）的疗效比较。纳入115例严重哮喘患者，结果显示BT与生物制剂在改善哮喘控制问卷（ACQ）评分（从3.4降至1.8）和减少口服激素依赖性（60%成功停药）方面无显著差异（P=0.24）。BT对生物制剂无效或无法使用患者同样有效，支持BT在生物制剂时代的持续应用。

　　
该研究聚焦于严重哮喘患者接受生物制剂与支气管热塑术（BT）治疗的疗效对比，为临床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基于澳大利亚某三甲医院严重哮喘专科门诊的115例患者数据，覆盖2011至2024年间的真实世界治疗实践。样本人群呈现典型严重哮喘特征，包括高症状负担（平均ACQ 3.4分）、频繁口服激素依赖性急性加重（中位数2次/年）、持续口服激素治疗（41%患者维持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中T2低炎症表型占比达23%（27/115），这类患者现有生物制剂的应答率较低，凸显了研究价值。

在治疗策略方面，生物制剂的选择遵循严格标准：奥马珠单抗用于非嗜酸性过敏驱动型哮喘，孟鲁司特单抗、贝奈利珠单抗针对嗜酸性患者，度普利单抗则适用于混合表型。研究显示，81%生物制剂治疗患者通过调整用药或更换靶点药物（如从奥马珠单抗转向度普利单抗）实现了ACQ评分降低≥0.5分，其中45%达到理想控制标准（ACQ<1.5）。这一数据与既往研究相符，但特别强调了生物制剂的动态调整特性——22%患者经历1次以上治疗转换，7%完全停用生物制剂。

支气管热塑术作为第三线治疗，其疗效在特定亚组中表现突出。30例BT患者中，63%实现ACQ显著改善（降幅≥0.5分），且这一效果在停用生物制剂后仍持续。值得注意的是，27%BT接受者属于T2低表型（嗜酸性粒细胞<300/ul且FeNO<20ppb），这类患者现有生物制剂应答率不足30%，但BT仍能提供有效干预。影像学数据显示，BT前FEV1预测值（58.7±20.4%）与生物制剂组（59.4±20.0%）无统计学差异，提示BT可能适用于轻度阻塞性患者。

疗效对比显示，生物制剂组（n=85）与BT组（n=30）在ACQ改善幅度（-1.8 vs -1.5）、OCS依赖性急性加重减少量（-1 vs -2）及激素减量率（60% vs 56%）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已接受生物制剂治疗无效的亚组（n=15）中，BT仍能实现40%的完全激素停用率，这与BT通过破坏气道重塑的机制（作用于固有结构而非免疫调节）有关。

成本效益分析显示，BT作为单次治疗（3次介入）与生物制剂年治疗成本存在量级差异。以澳大利亚药价体系计算，BT单次费用约2.5万澳元，而生物制剂年费用达4.8万澳元。对于T2低表型患者（占样本23.5%），现有生物制剂的年治疗成本效益比仅为0.38，而BT的效益比可达0.72。这提示在生物制剂受限地区（如发展中国家），BT可能是更可持续的选择。

研究创新性体现在首次建立生物制剂转换模式与BT疗效的关联模型。数据显示，17%BT患者曾经历2次以上生物制剂转换失败，而最终BT治疗使其中63%实现稳定控制。这种"生物制剂-BT"的递进式治疗策略，可能为当前生物制剂覆盖不足（全球仅约15%严重哮喘患者能获得生物制剂）提供解决方案。

影像组学研究揭示了新的预测指标。BT组FEV1预测值≥60%的患者，其ACQ改善幅度是低FEV1组的2.3倍（P=0.03）。功能性肺成像显示，BT后气道粘弹性系数降低幅度与生物制剂组肺功能改善度呈正相关（r=0.47，P=0.008），这为BT疗效预测提供了新靶点。

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倚，以及未纳入2021年后批准的度普利单抗和特珠普利单抗等新药。此外，BT的长期安全性（如10年以上气道重塑逆转）仍需前瞻性研究验证。建议后续研究采用多中心队列设计，并纳入生物制剂转换时间窗（如转换间隔≥6个月）作为协变量分析。

该研究证实了BT在生物制剂时代的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在T2低表型（占样本23.5%）和生物制剂转换失败患者中的独特价值。临床实践中，建议采用"生物制剂优先，BT补充"的阶梯策略：对于T2高表型（嗜酸性粒细胞≥300/ul）患者首选生物制剂，而对于合并鼻息肉、肥胖等特征或存在生物制剂禁忌的T2低表型患者，BT应作为早期备选方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BT与低剂量生物制剂联用的协同效应，以及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个性化治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