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空业的实践:Mepolizumab联合或不联合FESS对CRSwNP患者2型炎症的长期影响》

【字体: 时间:2025年12月17日 来源:International Forum of Allergy & Rhinology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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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合并哮喘患者,评估孟鲁司特联合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FESS)或单独使用孟鲁司特对气道炎症、肺功能及症状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组均改善FEV1、FVC及炎症标志物(FeNO、嗜酸性粒细胞),联合组鼻部症状(鼻息肉评分、鼻塞评分)及总症状负担更显著,支持生物制剂与外科治疗协同改善全球气道炎症的策略。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wNP)与哮喘的共病机制及联合治疗的临床研究解读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wNP)作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其与哮喘的共病现象日益受到关注。2023年丹麦 Rigshospitalet 医院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NCT05598814),通过系统评估抗IL-5单抗联合功能性鼻内镜手术(FESS)的协同效应,为全球气道假说提供了新的临床证据。该研究共纳入58例患者,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mepolizumab+FESS)和生物制剂单独治疗组(mepolizumab),持续随访12个月,主要评估肺功能、炎症指标及症状改善情况。

研究显示,两种干预方案均显著改善患者预后。联合治疗组在鼻息肉评分(NPS)降低幅度达22倍(p<0.001),鼻塞评分(NCS)降低幅度较单药组提高1.7倍(p<0.001),且鼻部症状的AUC值较对照组降低24.3%。尽管两组FEV1%提升幅度接近(3.4% vs 3.5%),但联合治疗在FVC%改善上更具优势(3.7% vs 2.9%)。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组在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比例(sputum EOS%)降幅达63.4%(p=0.004),而单药组未达显著水平,提示手术可能通过物理清除抗原刺激,增强生物制剂的局部抗炎效果。

在炎症调控方面,mepolizumab展现出多靶点效应。两组均显著降低FeNO(29.5% vs 20.0%)、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88.7% vs 89.4%)及鼻息肉组织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均达p<0.001水平)。但联合组在鼻息肉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改善上呈现指数级增长(22倍 vs 15倍),且在6个月时鼻部症状(SNOT-22、NCS、VAS-CRS)的改善幅度较单药组高30%-50%。这种差异在12个月时有所收敛,但仍保持统计学显著性(p=0.026)。

机制学分析显示,FeNO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存在显著相关性(r=0.31,p=0.049),但鼻息肉组织炎症与血液指标关联较弱。这种 compartment-specific 的炎症调控模式提示,mepolizumab通过抑制IL-5信号通路,系统性降低嗜酸性粒细胞活化水平,而FESS可能通过物理性清除鼻腔抗原库,促进局部Th2微环境向Th1型转换。这种双重作用机制在7.4节讨论中被认为是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研究创新性体现在首次通过前瞻性设计验证全球气道假说。传统观点认为生物制剂(如mepolizumab)主要作用于下呼吸道,而本研究发现其系统性抗炎特性可同时改善上、下呼吸道症状。值得注意的是,哮喘控制评分(ACQ-7)两组无显著差异(p=0.200),提示在合并哮喘患者中,上呼吸道症状改善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调节影响下呼吸道,但尚需进一步验证。

在临床应用方面,研究为CRSwNP治疗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对于存在鼻息肉组织炎症负荷(NPS≥6且鼻息肉嗜酸性粒细胞≥3)的患者,联合FESS可产生更显著的鼻部症状缓解;而单纯生物制剂治疗则更适合下呼吸道症状突出且鼻部结构完整(NPS≤5)的患者。这种分层治疗策略在讨论部分被提出作为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n=58)和未进行哮喘严重程度分层,可能导致部分效应观察不足。例如,尽管FEV1%在6个月时两组均达显著改善(p=0.010 vs 0.015),但12个月时联合组的改善幅度(+1.2%)低于单药组(+2.7%),提示可能存在治疗抵抗现象,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此外,未纳入嗅觉功能评估(如SN伯爵嗅觉测试),可能低估FESS的实际疗效。

该研究在方法学上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处理缺失数据,并通过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治疗效应随炎症分型的变化,这种多维度分析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患者均具有既往手术史,这可能影响FESS的疗效评估,但通过标准化手术流程(Draf 2a术式)和术后随访方案,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药物经济学方面,虽然研究未直接评估成本效益,但联合治疗组的症状缓解速度更快(6个月时NCS评分降低达1.7分 vs 单药组的0.9分),可能缩短治疗周期。同时,通过减少系统糖皮质激素使用(研究期间无患者因CRS急性加重使用全身激素),间接降低了长期用药风险。

该研究对全球气道假说的验证具有里程碑意义。传统治疗模式常将上呼吸道(鼻窦)和下呼吸道(肺部)视为独立系统,而本研究通过生物制剂+手术的联合干预,首次在临床试验中证实系统性炎症调控与局部结构修复的协同作用。这种整合治疗模式可能重新定义CRSwNP合并哮喘的诊疗策略,为生物制剂的联合用药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未来研究方向应聚焦于:1)建立基于FeNO、鼻息肉嗜酸性粒细胞及血嗜酸性粒细胞的炎症分层模型;2)探索FESS术后黏膜修复与IL-5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机制;3)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验证联合治疗对哮喘急性发作率的长期影响。此外,纳入嗅觉评估和鼻窦CT影像组学分析,将更全面地反映治疗对鼻腔微环境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中重度CRSwNP患者,特别是存在鼻息肉持续炎症(鼻息肉嗜酸性粒细胞≥3)和明显鼻塞症状(NCS≥2.5)的患者,建议优先考虑生物制剂联合FESS的联合治疗模式。而对于术后残留炎症(NPS评分仍≥6)或生物制剂治疗无效者,需进一步探索其他IL-5通路抑制剂(如benralizumab)或IL-33靶向疗法的应用价值。

该研究不仅验证了全球气道假说的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生物制剂与手术联用的疗效评价体系。其采用的AUC(曲线下面积)分析法,有效整合了多维度症状数据,为临床结局评估提供了新工具。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耳鼻喉科、呼吸科及免疫学指标)为复杂呼吸道疾病的治疗研究树立了典范。

在药物开发方面,研究提示mepolizumab的疗效可能存在组织特异性差异。鼻息肉组织对IL-5抑制的响应度高于肺部,这可能与鼻息肉中IL-5Rα表达水平更高有关。后续研究可考虑开发靶向上呼吸道炎症的生物制剂,如鼻内吸入型IL-5单抗,以增强局部疗效。

最后,本研究对治疗策略优化提出新思路:通过FESS改善鼻腔通气,减少抗原递呈,可能增强mepolizumab的生物利用度。这种物理性干预与生物制剂的协同效应,为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如哮喘、特应性皮炎)的联合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提示"手术-生物制剂"联合模式可能成为呼吸道炎症性疾病的标准治疗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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