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减缓政策下全球发电资产的搁浅风险与所有权格局分析

《Nature Sustainability》：Ownership of power plants stranded by climate mitigation

为评估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金融风险，本研究聚焦气候目标（1.5°C–2.6°C）对化石燃料发电资产的冲击。通过分析16,438个发电机组数据，发现若实现2°C温控目标，全球搁浅资产规模达5.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比超50%，煤炭资产风险最集中。研究首次量化了企业级搁浅资产分布，揭示国有企业在风险暴露中占主导地位，为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关键风险地图。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设定了将温升控制在2°C甚至1.5°C以内的目标。然而，现有化石燃料发电厂若按原定寿命运行，其累积碳排放将严重威胁这一目标的实现。为实现气候减缓，这些电厂不得不提前退役或改造碳捕获技术，从而导致巨额投资无法收回，形成“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s）。这些资产不仅涉及企业层面的财务风险，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经济波动，甚至阻碍低碳转型进程。尽管已有研究从国家或行业层面评估搁浅资产规模，但企业级别的风险分布尚未系统揭示，而这正是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亟需的信息。

发表于《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的这项研究，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量化了不同温控目标下发电资产的搁浅风险，并精准定位到具体企业。研究人员整合了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数据库中16,438个化石燃料发电机组的详细信息，包括装机容量、燃料类型、投运年份、所有权结构等，并结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碳价路径和发电成本数据，构建了资产级财务模型。通过计算各电厂在无碳价与不同气候政策情景下的运营收入差值，量化了搁浅资产规模，并按公司、区域和燃料类型进行聚合。

研究发现，在2°C情景下，全球发电部门搁浅资产总额高达5.4万亿美元（区间4.6–6.1万亿美元），其中煤炭机组占比75%。中国是风险最集中的国家，承担半数以上损失，其次为印度（9.6%）、美国（7.3%）和印度尼西亚（2.0%）。企业层面，资产搁浅风险高度集中：前10大公司占据总风险的24%，前100家公司合计占比近60%。

主要结果

1. 区域与燃料类型的风险分布

煤炭机组因碳排放强度高、机组年龄轻（中国和印度煤电机组平均年龄<15年），成为搁浅资产的主体。天然气机组风险相对分散，但年轻且规模大的燃气电厂仍面临显著风险。

2. 企业级风险高度集中

前25大公司持有2°C情景下7700亿美元的搁浅资产，其年碳排放量达4.0 GtCO₂，占2024年全球电力部门排放的11%。其中，中国五大发电集团（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投资）位居榜首，合计搁浅资产规模在790亿至1340亿美元之间。

3. 所有权结构与风险传导

国有企业在风险暴露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受公共服务目标驱动，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可能低于私营企业。研究还发现，成本传导率（pass-through rate）对搁浅资产规模影响显著：若企业将90%的碳成本转嫁给用户，搁浅资产规模将大幅降低；反之，若仅传导85%，风险则上升至2.8万亿美元（1.5°C情景）。

4. 敏感性分析

碳价水平、机组运行年限和容量因子（capacity factor）共同影响搁浅资产估值。煤炭机组对碳价变化最敏感，而天然气机组对容量因子和碳价均表现出较高敏感性。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全球电力部门在气候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分布，指出国有企业和煤炭资产持有者面临最高搁浅风险。尽管搁浅资产规模巨大，但其社会成本远低于未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与社会损失。研究建议发电企业应通过战略性地淘汰高碳机组、优化资产结构以降低转型风险。同时，政策制定需考虑区域差异，例如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可能要求更具针对性的补偿或转型支持机制。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未完全反映区域碳政策差异、电力市场结构变化以及企业风险转移策略（如非追索权债务）。此外，资产估值基于历史运营数据，未来燃料价格和技术进步可能改变实际风险水平。尽管如此，该研究为企业气候风险披露、投资者决策和全球气候政策设计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