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规模在威尔士老年人多重疾病与健康及社会护理结果之间的关系中的作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BMJ Medicine》：Household size and its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morbidity an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outcomes in older adults in Wale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长期疾病数量与家庭规模共同影响老年人未计划入院及转入护理机构的风险。研究发现，拥有4个及以上长期疾病的独居老人未计划入院风险比双人间无长期疾病者高1.19倍，但转入护理机构风险却低于双人间2-3种疾病者。家庭规模通过影响社会支持与护理资源可及性调节疾病负担与健康结局的关联性，独居者即使无长期疾病也面临更高转入护理机构风险。

　　
该研究针对威尔士65岁以上老年群体展开，通过整合人口普查数据与匿名化医疗数据库，系统探究了慢性病数量（即共病情况）与家庭结构对两种关键健康结局的影响：非计划性医院入院和从居家过渡到养老机构。研究采用多状态Cox比例风险模型，动态追踪个体在五年随访期间的健康事件发生路径，揭示了共病负荷与家庭支持网络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研究样本覆盖近39.2万社区居住的威尔士老年人，其中36.8%独居，54%为双居家庭，9.2%属于多成员家庭。值得注意的是，独居群体平均共病数量（3.7个）显著高于双居家庭（3.2个）和多成员家庭（3.2个），且独居者年龄分布偏大（中位数77岁），女性占比高达66.7%，这些特征可能共同加剧了健康风险。研究创新性地将家庭结构量化为三个维度，并分别考察不同共病水平下的风险差异。

关于非计划性入院风险，研究显示所有家庭结构中，共病数量每增加一个等级（0-1/2-3/≥4），风险递增幅度均超过200%。特别在双居家庭中，4个及以上共病者的风险较基础组（0-1共病）高出2.51倍（95%CI 2.47-2.55），而独居者虽风险同样显著，但增幅相对温和（1.19倍）。多成员家庭的风险梯度呈现非线性特征，其中≥4共病群体风险最高，但相较于双居家庭差异缩小。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家庭支持资源的阈值效应——当共病数量超过家庭可承载的照护能力时，风险增幅趋缓。

在居家向养老机构过渡方面，研究揭示了更复杂的模式。双居家庭中，2-3共病群体的风险较0-1共病群体高36%，而≥4共病群体风险倍增达2.57倍。独居群体虽整体风险高于双居家庭，但值得注意的是，0-1共病独居者的转移风险（5.4/1000人年）反而高于2-3共病双居家庭（3.0/1000人年），这一现象可能反映独居者在基础照护需求（如日常用药管理）方面存在更高脆弱性。多成员家庭的风险梯度相对平缓，但依然呈现显著剂量效应关系。

家庭结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双居家庭中，共病数量每增加一级，风险增幅呈指数级增长（2-3共病比0-1高36%，≥4共病比2-3高72%）。而独居家庭的风险增幅则相对线性，且在不同共病层级间差异缩小。这种结构化差异提示，家庭规模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健康结局——双居家庭更依赖配偶的即时支持，而独居者则面临持续性的社会支持缺失。

研究特别关注到性别差异的潜在影响。尽管男女整体风险模式相似，但女性在多成员家庭中风险增幅更为显著。这可能与社会角色分工有关，例如女性更可能承担家庭照护责任，当共病数量超过家庭支持能力时，性别差异开始显现。不过该发现需更多跨文化研究验证。

在实践启示层面，研究提出三个关键干预方向：首先，针对独居的0-1共病群体，应重点强化居家支持系统，如定期健康监测、紧急响应装置和社区护理服务；其次，对双居家庭中的2-3共病者，需建立家庭-社区联动机制，通过共病管理课程提升配偶的照护能力；最后，对于多成员家庭中的高共病群体，应优化资源分配策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家庭成员。这些发现与英国NHS近25%的预算消耗在非计划性入院的情况高度契合，为精准医疗资源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方法上采用多状态生存分析模型，创新性地将"居家-医院-养老院"三重状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通过引入家庭嵌套随机效应，有效控制了家庭内部相关性带来的偏倚。尽管存在共病定义的局限性（如未纳入HIV等特定疾病），但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医疗记录+处方数据+实验室指标）显著提升了长期条件诊断的准确性。研究特别强调，独居者的风险增幅低于预期，这为"社会隔离导致风险放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修正——当共病数量较少时，独居者的风险优势并不显著，这提示早期干预可能更有效。

在政策建议方面，研究提出"分层-分级"干预策略：对低共病群体（0-1），重点发展社区支持网络；对中高共病群体（2-3及以上），需建立家庭能力评估体系，动态匹配护理资源。特别需要关注双居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其在多共病情况下的风险增幅低于女性，这可能反映性别在照护责任承担上的差异。研究同时指出，现有长期护理体系对家庭照护者的支持不足，建议开发"家庭护理能力指数"，通过智能设备监测照护负荷，当指数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社区干预。

未来研究方向应聚焦于：1）建立动态家庭结构数据库，追踪居住模式变化对健康的影响；2）开发多模态风险评估工具，整合生物医学指标与社会支持因子；3）探索"共享护理"模式，通过多代同堂或社区互助网络优化资源分配。该研究为WHO"健康老龄化2025"战略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特别是关于独居老人风险分层的新发现，直接呼应了英国NHS近期提出的"精准社区医疗"改革方案。

在研究局限性方面，需特别关注数据时效性——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能低估了近年快速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的数据仅能捕捉基线状态，未能反映动态变化。建议后续研究采用移动通信数据构建实时家庭网络，结合可穿戴设备监测健康指标，形成更立体的评估体系。最后，关于文化差异的探讨尚不充分，未来需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