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塔热术（Latarjet Procedure）后肱骨头向后上方移位的必然现象证明了其“三重阻滞效应”的真实性：对Josephine Olsen Kipp博士等人发表的文章的评论——《拉塔热术可能导致肱骨头向后半脱位，并引发相应的病理运动学变化：一项实验性动态放射立体测量研究》

《JBJS》：Obligate Posterosuperior Humeral Head Translation Following the Latarjet Procedure Demonstrates That Its Triple Blocking Effect Is Real: Commentary on an article by Josephine Olsen Kipp, MD, PhD, et al.: “The Latarjet Procedure May Induce Pathokinematics with Posterior Humeral Head Subluxation. An Experimental Dynamic Radiostereometric Study”

Latarjet手术通过三联锁定改善肩关节前不稳定伴骨缺损，但存在神经损伤、血管并发症及硬件失败风险。术后关节痛可能与骨块生物力学机制及关节动态不稳定相关。研究指出尸体模型与活体CT结论差异源于测量方法及固定方式不同，需进一步活体研究验证。

　　

拉塔杰特手术（Latarjet procedure）最早于1954年提出¹，随后帕特（Patte）和德贝雷（Debeyre）对其进行了改进，以增强其“三重阻滞”效果²，这一技术彻底改变了肩关节前部不稳定（尤其是伴随盂窝或肱骨缺损的情况）的治疗方法。在伯克哈特（Burkhart）和德比尔（De Beer）的标志性研究之后³，该手术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这项研究揭示了盂窝骨缺损对关节镜稳定手术成功率的负面影响。然而，与关节镜下的班卡特手术（Bankart procedure）相比，拉塔杰特手术的并发症风险明显更高，可能包括永久性神经损伤、血管损伤以及植入物的失效，这些并发症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⁴。 不出所料，人们开始探索开放手术或关节镜手术的替代方案，例如使用胫骨远端同种异体移植等材料进行骨块移植（bone block procedure），以恢复关节稳定性并降低手术风险。尽管这些手术方式术后仍有可能发生盂肱关节炎，但其具体发病率和进展速度尚不明确。术后关节炎或囊缝合术相关关节病（capsulorrhaphy arthropathy）可能由于手术缺陷或并发症（如移植材料位置异常、关节内螺钉或垫圈断裂/移位）而迅速出现。不过，霍维柳斯（Hovelius）及其同事的研究也指出，关节炎也可能在骨块移植术后数十年才出现⁵。拉塔杰特手术术后晚期盂肱关节炎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术前手术造成的盂肱关节面损伤、或反复发生的半脱位/脱位有关。 拉塔杰特手术后的盂肱关节运动学变化也可能促进关节炎的发展。肩关节稳定手术旨在通过修复盂窝骨缺损或通过唇部组织修复及相关软组织的牵拉/紧缩来恢复关节稳定性。术后，肱骨头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移动。这种现象被称为“强制性盂肱移位”（obligate glenohumeral translation），这一现象最早由哈里曼（Harryman）等人在1990年提出⁶，其发生原因是关节囊的不对称性紧缩，而非囊韧带结构的不足⁶⁷。 基普（Kipp）等人在研究中使用了盂窝骨缺损的尸体模型，评估了喙突移植前后盂肱关节的运动学变化。他们发现，在形成盂窝缺损后，肱骨头会向前下方移动；而拉塔杰特手术后，肱骨头则会发生向后方和上方的“强制性移位”。这种移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拉塔杰特手术的“三重阻滞”机制所致：移植的喙突结构扩大了盂窝的弧度，连接的肌腱在肩外展和外旋时提供了动态支撑，同时喙肩韧带增强了关节囊的稳定性⁸。 该研究的结果与最近一项基于静态计算机断层扫描（CT）的体内研究结果存在矛盾——后者发现采用双按钮固定方式的拉塔杰特手术术后仅观察到轻微的盂肱移位⁹。这两种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源于研究方法（尸体模型与体内模型）、测量手段（静态轴向CT切片与放射立体测量）以及移植固定方式（螺钉固定与双按钮固定）的不同。 该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双平面放射立体测量技术来精确检测肱骨头的微小移动。不过，所有尸体生物力学研究都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此外，研究中模拟的肩关节旋转和移动速度受到图像采集软件的限制：完成30°或60°外旋或90°外展动作需要长达6秒的时间。因此，仍需进一步开展体内研究，或许可以结合双平面放射成像技术来更准确地评估拉塔杰特手术的效果^10–12。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有望推动人们对盂肱关节运动学的深入理解，并有助于降低拉塔杰特手术及其他骨块移植术后发生晚期盂肱关节炎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