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THERMM：一项由培训生主导的国际合作研究，旨在探讨重大烧伤患者围手术期体温监测与管理的方法

《Burns》：optiTHERMM: A trainee-l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survey on perioperative patient body temperatur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for major burn injuries

重症烧伤患者围术期体温调节国际多中心研究显示临床实践缺乏统一标准，低温处理更常见，复杂烧伤中心阈值差异显著（p<0.05），但患者人口学特征与角色无显著关联（p>0.05）。需制定循证指南以优化体温管理。

　　

作者：Guy H.M. Stanley、Majid Al-Khalil、Cody C. Frear、Glenn Boardman、Lorna A. Burrows、Skylar Paulich、Jennifer C. Field、Jonathon M. Pleat

西澳大利亚大学医学院，内德兰兹，西澳大利亚州

摘要

引言

严重烧伤常伴随体温调节紊乱，围手术期低体温和高体温对临床医生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尽管这对患者预后有重要影响，但关于围手术期体温调节及其对手术决策影响的研究仍然有限。

方法

2022年2月至2023年6月期间，向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临床医生发放了一份包含26个问题的调查问卷，以评估他们对严重烧伤患者的体温管理实践。受访者包括烧伤外科医生、麻醉师和重症监护专家，并根据烧伤治疗机构的复杂程度和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分类。

结果

共收到148份回复，其中96份来自英国（22个机构），52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2个机构），指定烧伤治疗机构的回复率为70%（39/56）。大多数临床医生表示不了解或不知道当地的体温调节方案（38%和22%）。与高体温相比，低体温更可能导致手术延误，35°C被认为是最常见的临界值。在不同机构复杂程度（p = 0.324）、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p = 0.67）或临床医生角色（p = 0.238）方面，体温临界值没有显著差异。来自高复杂度医院的受访者报告的手术期间最低和最高理想体温临界值显著较低（p = 0.008和p = 0.02）。然而，这些临界值在不同患者群体（p = 0.259；p = 0.897）或临床医生角色（p = 0.409；p = 0.283）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用于监测和管理体温的方法与其他研究中的方法大体一致。

结论

这项国际研究是迄今为止针对严重烧伤患者体温调节实践的最大规模调查。虽然关于最佳监测和调节方法存在共识，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较大差异，这凸显了制定基于证据的指南以确保一致和最佳护理的必要性。

部分内容摘要

引言

体温调节是一种生理控制过程，旨在最小化核心体温的波动。[1] 烧伤会损害体温调节功能，导致体温异常，从而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2] 在损伤的急性期，皮肤的体温调节功能受损，导致蒸发性热量损失，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低体温。[3] 在后期阶段，由于代谢反应失调，可能会出现高体温。

研究设计

2021年7月进行了关于烧伤护理体温调节的文献回顾，并据此设计了一份横断面问卷，以了解围手术期的体温调节情况和实践。为减少偏见，我们制定了相关协议，并不断改进问卷的设计和语言，以提高理解和回复率。在此过程中，我们通过小型焦点小组对外科医生、麻醉师和重症监护医生进行了试点测试。

结果

2022年2月13日至2023年6月1日期间，共有148名临床医生完成了调查（图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所有指定烧伤治疗机构（17/17）以及英国56%的烧伤治疗机构（22/39）参与了调查，总回复率为70%（39/56）。其中5名澳大利亚受访者来自非指定烧伤治疗机构。英国的一份回复因数据不完整被剔除。

讨论

严重烧伤后，患者容易出现早期（“消退期”）低体温和后期高体温。前者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烧伤面积（TBSA）、院前因素（如转运时间）和院内因素（如紧急手术中的皮肤暴露）等。[29] 从病理生理学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会导致蒸发性热量损失增加、代谢产热减少以及外周组织灌注不良。

结论

关于严重烧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基于体温阈值的决策过程，目前知之甚少。同样，也缺乏关于监测方法、环境措施和温度调节手段的国际比较研究。本研究通过前瞻性调查解决了这些问题，采用方便抽样方法。

资金来源

无

作者贡献声明

Guy Stanley：概念构思、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方法论设计、项目管理、软件使用、监督、验证、数据可视化、初稿撰写及修订。

Majid Al-Khalil：概念构思、数据整理、方法论设计、项目管理、软件使用、监督、验证、初稿撰写及修订。

Cody Frear：概念构思、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方法论设计、资源协调、监督。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感谢西澳大利亚大学、肯尼迪研究所和牛津大学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REDCap服务器，以及布里斯托尔的Aidan Marsh博士和珀斯的Renuka Alakeson博士作为同行评审专家。同时感谢以下机构在推动调查方面提供的帮助：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麻醉培训与研究网络（AVATAR）；阿德莱德大学外科协会（AUSS Adelaid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外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