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资本主义时代：生命时间的金融化与生物政治重构

《Finance and Society》：Welcome to the age of longevity capitalism

本文探讨了长寿资本主义这一新兴范式，作者Giulia Dal Maso创新性地提出了长寿资本主义概念，指出其将寿命延长现象转化为积累前沿的双重逻辑。研究揭示了从集体福利向个体风险承担的转变过程，通过分析长寿债券、年龄科技等案例，论证了生物时间如何被重构为经济资源。该研究对理解当代金融资本与生命政治的融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为分析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经济变革提供了新视角。

　　

当全球60岁以上人口预计在2050年突破21亿，当日本和德国每三人中就有一名老年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然而，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革并非简单的 demographic shift（人口结构转变），而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长寿资本主义。在这一体系中，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成就，而是成为了资本积累的新 frontier（前沿领域）。Giulia Dal Maso 在《Finance and Society》发表的这篇开创性论文，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正在形成的现实。

长寿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 biopolitical（生物政治）和金融机制的双重体系，它将寿命延长这一事实以及对长寿的追求，都转化为 accumulation（积累）的场域。与传统将老龄化视为社会负担的视角不同，这一新范式将 longevity risk（长寿风险）——即人们"活得太久"带来的财政压力——重新构想为可交易的 asset class（资产类别）。从长寿债券、互换合约到 life settlements（寿险保单贴现）和 securitized 'death bonds'（证券化"死亡债券"），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正在将生命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价值创造的媒介。

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 financialization（金融化）向生命领域的全面扩展。随着福利国家的收缩，风险从集体转向个体承担，退休保障越来越依赖于个人的 financial literacy（金融素养）和投资能力而非社会贡献。与此同时，世界银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WEF（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积极推广"长寿经济"概念，将老年人重新定位为持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活动的主体。然而，这种看似 empowering（赋权）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结构性不平等——当劳动市场无法为年轻人提供稳定就业时，要求老年人终身 reskilling（再技能培训）和 upskilling（技能提升）显得尤为空洞。

在技术层面，硅谷的 techno-capital elites（技术资本精英）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从 Larry Page 创立的 Calico 到 Jeff Bezos 投资的 Altos Labs，从 Bryan Johnson 的 Blueprint 自我实验到 Sam Altman 支持的 Retro Biosciences，亿万富翁们投入巨资追求 life extension（生命延长）。他们信奉 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LEV）（长寿逃逸速度）这一概念，即技术进步的速度将超过衰老过程，最终实现 functional immortality（功能性永生）。这种追求不仅具有 biomedical（生物医学）意义，更体现了 reactionary（反动）的政治倾向——通过建立 Prospera 等特别经济区内的"长寿城市"，精英们试图在免税、免监管的 enclaves（飞地）中实现生物增强，构建"不死、不税、不民主"的乌托邦。

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了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多学科方法），结合了 historical analysis（历史分析）对寿命管理从福利国家到金融化的转变过程进行梳理，运用 case study analysis（案例研究分析）对长寿投资者会议、年龄科技初创企业等进行深入考察，通过 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解析国际组织报告和精英言论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并进行了 theoretical synthesis（理论综合）将生物政治理论与金融研究相结合。

从集体福利到个体风险承担

论文追溯了寿命管理的历史演变。19世纪的人寿保险市场和精算统计将生命死亡转化为可测量、可保险的风险，形成了 Foucault（福柯）所说的 biopolitics（生物政治）治理模式。战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时代，稳定就业和社会保护使长寿成为公共产品。然而，1970年代的危机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打开大门，金融化的推进 dismantled（瓦解）了集体系统，将风险重新分配给个人和家庭。

长寿经济与老龄金融化

金融化通过AI诊断、老年技术和健康监测系统 actively managed（积极管理）更长的生命，形成新的金融化环境——用私有化服务取代社会关怀。美国出现的"长寿导航员"等新职业，将财务规划与生物自我管理融合在一起。国际组织推广的"长寿经济"框架，强调终身 productivity（生产力）和持续自我升级，将传统的人生阶段重新安排为多阶段周期。

硅谷梦想与长寿逃逸速度

硅谷将长寿资本主义的 speculative orientation（投机导向）表达得最为尖锐。这里，衰老和死亡被重新定义为有待 engineering away（工程化消除）的技术问题。技术企业家们不仅投资长寿科学，更将其视为个人和资本 reproduction（再生产）的形式。Oleg Teterin 的 Longevity InTime 等初创公司明确将服务定位于高净值客户，体现了 longevity privilege（长寿特权）的精英化趋势。

长寿的末世论

长寿资本主义培育了一种独特的 apocalyptic thinking（末世论思维），承诺通过无限期推迟死亡来实现解放。这种思维与金融的"滚动"逻辑相似，死亡总是即将来临却又被 perpetually deferred（永久推迟）。与19世纪俄罗斯宇宙主义者将长寿视为集体政治项目的愿景不同，当代长寿资本主义将其私有化为个人追求，失去了 radical solidarity（激进团结）的维度。

研究结论表明，长寿资本主义代表了金融资本 capture（捕获）未来的最新表现，将生命时间转化为可交易资产。这一体系不仅加深了 ageing populations（老龄化人口）对 volatile financial circuits（波动金融回路）的依赖，更通过将长寿本身转化为 speculative value extraction（投机性价值提取）的新场所，而非由 care infrastructures（照护基础设施）维持的集体利益，重构了生命与资本的关系。经济时间和生物时间、财富与健康，现在在一个管理未来的单一制度中融合，反映了谁以及如何获得更长寿命的新权力形式。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变革提供了全新的 theoretical framework（理论框架），揭示了金融化如何深入生命政治领域，将生物时间转化为经济资源。同时，论文对长寿资本主义中精英特权化趋势的批判，为思考长寿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呼吁需要新的生命和政治 mortality（死亡观）来应对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