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服避孕药所致情绪波动可预测围产期抑郁：瑞典Mom2B队列研究新发现

《European Psychiatry》：Can reporting mood swings during oral contraceptive use predict peripartum depression? Results from the Swedish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Mom2B

【编辑推荐】为破解围产期抑郁（PPD）预测难题，瑞典Mom2B团队开展3829人队列研究，发现口服避孕药（OC）使用期间自我报告的情绪波动与妊娠期及产后抑郁症状（EPDS≥13/12）显著相关（OR=1.30-2.07），尤其在产后6-13周新发PPD风险翻倍（OR=1.92）。该研究为激素敏感亚群识别提供了新证据，建议产前筛查中纳入OC情绪反应评估。

　　

当新生命降临的喜悦褪去，许多女性会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困境——围产期抑郁（Peripartum Depression, PPD）。作为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之一，约每五位母亲中就有一人受其困扰，但诊断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更棘手的是，其发病机制复杂，与生殖激素的剧烈波动密切相关，然而单纯检测雌激素、孕酮水平又难以区分患者与健康人群。这提示我们：或许关键不在于激素绝对值的高低，而在于个体对激素变化的敏感程度。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简单有效的指标，能在孕期早期就精准识别出这些“激素敏感”的高危女性呢？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Erietta Karaviti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女性广泛使用的口服避孕药（Oral Contraceptives, OCs）。口服避孕药作为一种外源性激素干预，其使用期间出现的情绪波动，是否可视为个体激素敏感性的一种“应激测试”？如果女性在服用OC时就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这是否意味着她们在经历怀孕分娩这类内源性激素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利用瑞典国家级纵向队列研究Mom2B的数据，开展了一项旨在探讨自我报告的口服避孕药相关情绪波动能否预测围产期抑郁症状（Peripartum Depressive Symptoms, PPDS）的研究，成果发表于《European Psychiatry》。

研究主要基于Mom2B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收集的瑞典全国性数据。关键暴露变量是通过单一问题“你是否因避孕药产生过情绪波动？”评估的自我报告OC相关情绪波动。结局指标是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在不同时间点（孕周12-22、24-34、36-42，产后周6-13、14-23、24-35）评估的PPDS。统计分析采用了卡方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以及调整了年龄、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教育水平、OC医学指征（如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和抑郁病史等混杂因素的逻辑回归模型，并使用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

主要研究结果

1. 研究对象特征

在3829名有过OC使用史的女性中，超过半数（57%，2182人）报告曾在OC使用期间出现情绪波动。与未报告情绪波动的女性相比，这些女性更可能有PMS病史、子宫内膜异位症、孕前BMI异常（过低或过高）、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孕前3个月内吸烟史。

2. OC情绪波动与围产期各阶段抑郁症状相关

报告有OC情绪波动的女性，在所有六个围产期时间点的EPDS总分中位数均显著高于无此报告的女性。在调整混杂因素后，OC情绪波动与在孕期三个时间点（OR值范围1.30-1.39）以及产后6-13周（OR=1.46）和24-35周（OR=2.07）EPDS评分高于界值的风险显著相关，但与产后14-23周的相关性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3. OC情绪波动与新发产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

为进一步聚焦于“新发”的抑郁症状，研究排除了在前一个时间点EPDS已高于界值的女性。分析发现，OC情绪波动与产后6-13周新发PPDS的风险显著相关（OR=1.92），即在产后早期，有OC情绪波动史的女性罹患新发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了近一倍。在产后24-35周也观察到显著关联，但关联强度低于早期产后阶段。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报告的口服避孕药使用期间的情绪波动，是围产期各个阶段（尤其是产后早期）出现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风险标志，特别是与新发产后早期抑郁症状的风险倍增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首先，它为“激素敏感性亚群”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该假说认为存在一部分女性对生殖激素的自然波动（如月经周期）或外源性激素干预（如OC）特别敏感，从而在激素剧烈变化的时期（如产后）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本研究将OC使用期、孕期和产后期这三个不同的激素波动阶段联系起来，发现其间的情绪症状存在关联，有力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其潜在的生物学机制可能涉及雌激素信号传导失调、神经类固醇（如孕酮代谢物别孕烯醇酮allopregnanolone）的影响、特定脑区（如前扣带皮层、杏仁核）功能连接改变以及炎症水平升高等。

其次，本研究具有明确的临床转化价值。在孕期早期产检时，增加一个简单的提问——“您以前服用避孕药时是否有过情绪波动？”——可能成为一种高效、低成本的筛查工具，帮助识别围产期抑郁的高危女性。这使得对高危人群的早期预警、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成为可能，对于改善母婴远期健康结局至关重要。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OC具体类型信息缺失、样本代表性可能受限于使用瑞典语应用程序的参与者、回顾性评估OC情绪波动可能存在的回忆偏倚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OC类型（如单纯孕激素药丸Progestin-Only Pills, POPs与复方口服避孕药Combined OCs, COCs）、探讨其他激素避孕方式的影响，并追踪这种激素敏感性在更年期等其他激素过渡期的表现。

总之，这项大规模纵向研究揭示了女性对口服避孕药的情绪反应与围产期心理健康之间的重要联系。它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围产期抑郁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一个易于在临床实践中实施的潜在预测指标，为构建更精准的围产期抑郁风险预测模型增添了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