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年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研究中年龄标准化方法学问题的商榷

《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Letter to the Editor: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malignant neoplasm of bone and articular cartilage in adults aged 65 years and older, 1990–2021: a systema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本刊近期收到Reza Niakan博士的来信，针对Zhang等学者发表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群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研究"提出方法学质疑。该信指出原研究在采用GBD 2021数据时，对特定年龄组（65+）计算年龄标准化率存在方法学缺陷，可能影响疾病负担评估的准确性，为老年骨肿瘤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学参考。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的疾病负担日益受到关注。这类肿瘤虽然相对罕见，但在老年人群中具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准确评估其流行病学特征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研究的数据分析为理解这类疾病的流行趋势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在方法学应用上仍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

近期《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期刊发表的一篇由Zhang等学者完成的研究，试图系统分析1990-2021年期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群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的疾病负担。该研究采用了GBD 2021研究的数据，报告了年龄标准化的发病率、患病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和死亡率等指标。这些指标本应为了解老年骨肿瘤的流行病学特征提供重要参考，但方法学上的潜在问题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Reza Niakan在致编辑的信中指出了该研究存在的关键方法学问题。年龄标准化率的核心价值在于消除年龄结构差异对率值比较的影响，通过将不同人群的年龄结构统一到标准人口构成，使得比较更加公平合理。然而，当研究对象本身就限定在特定年龄组（如65岁及以上人群）时，再进行年龄标准化就失去了方法学意义。这好比在比较不同国家"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时，却要针对"大学生"这一同质群体进行"学历标准化"，显然逻辑上存在矛盾。

GBD研究作为全球最权威的疾病负担评估项目，其数据提取和计算方法都有严格规范。根据GBD官方文档，年龄标准化率仅适用于全人群分析，而对于特定年龄组，应该使用粗率或特定年龄别率。GBD Results Tool这一官方数据平台明确显示，年龄标准化数据是按性别、地区和年份提供的全人群数据，而非针对特定年龄组。更关键的是，GBD 2021研究的预设年龄分组中并不包含"65岁及以上"这一分组，这意味着原研究中所报告的年龄标准化指标可能无法通过公开的GBD平台直接获取。

从方法学角度深入分析，年龄标准化率的计算需要两个核心要素：各年龄组的特定率值和标准人口的年龄构成权重。当研究对象仅限于65岁及以上人群时，实际上失去了年龄标准化的基础。因为在这一限定人群中，无法获得完整的各年龄组别率值，也难以应用标准人口的年龄权重。这种计算方法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结果偏离真实情况，进而影响对疾病负担的准确评估。

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GBD数据估算自定义年龄组的粗病例数，但计算发病率、患病率、DALY或死亡率等指标需要复杂的统计建模过程，这些过程通常由GBD研究团队内部完成，外部研究者难以复现。这种不可复现性进一步增加了方法学上的不确定性。

在技术方法方面，该研究主要依托GBD 2021研究的数据资源，采用系统性分析方法，通过GBD Results Tool提取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的流行病学数据。研究重点关注65岁及以上人群的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负担，分析了包括发病率、患病率、DALY和死亡率在内的多项指标。

关于GBD数据可用性的分析表明，GBD Results Tool提供的年龄标准化数据是针对全人群设计的，按性别、地理位置和年份进行分层，而非针对特定年龄组。GBD研究仅对预设的年龄组提供未经年龄标准化的率值，这些数据可以通过GBD Results Tool公开获取。

在年龄标准化指标有效性方面，年龄标准化率是作为年龄别率值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的，权重基于标准人口在各年龄组的分布情况。使用相同参考人口进行率值标准化可以消除年龄作为混杂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不同人群间的有效比较。因此，年龄标准化指标旨在通过提供具有相似年龄结构的假设人群，来促进不同年龄分布人群之间的比较。为单一年龄组计算和报告此类指标，如作者对65岁及以上人群所做的那样，在方法学上是不一致的，也缺乏实际意义。

关于年龄分组的问题，GBD Results Tool为预设的年龄组提供数据，但不允许报告自定义年龄组的数据。65岁及以上组别并不在GBD框架提供的年龄组范围内。虽然可以从现有数据中推导出某些自定义年龄范围的粗病例数，但计算特定年龄组的发病率、患病率、DALY和死亡率需要由GBD研究本身进行的复杂估算过程，这些过程无法在外部复现。

综上所述，该论文中报告的年龄标准化指标在方法学上缺乏支持，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后续解读提出了重要关切。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确保读者准确评估这些估计值的有效性。这一方法学讨论对今后类似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提醒研究人员在利用GBD等大型数据库时，必须严格遵循其方法学规范，确保指标计算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比性。

这项方法学商榷不仅对骨与关节软骨恶性肿瘤的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也对所有利用GBD数据开展老年疾病负担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方法学参考。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准确评估老年人群的疾病负担对于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至关重要，而方法学的严谨性是确保评估准确性的基石。未来研究应当更加注重方法学的规范性，确保研究结果能够真实反映疾病负担情况，为全球老年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