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标签安慰剂缓解情绪困扰的机制研究：给药途径、期望与信念的作用分析

《Scientific Reports》：Roles of administration route, expectation, and belief in placebo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ith open-label placebos

本研究针对开放标签安慰剂（OLP）的作用原理尚不明确的问题，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给药途径（自身给药vs实验者给药）、治疗期望和信念对OLP缓解情绪困扰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OLP能显著降低健康受试者对负面图片的情绪反应，且该效果与对OLP的信念相关，而与有意识的治疗期望无关，提示OLP可能主要通过无意识过程起作用。这项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为理解非欺骗性安慰剂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长期以来，医学界普遍认为安慰剂效应必须通过欺骗才能实现——患者只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无效药片，才会产生治疗效果。然而，这一传统观念近年来受到挑战。新兴的开放标签安慰剂（Open-label Placebo, OLP）研究显示，即使明确告知患者他们服用的是不含活性成分的安慰剂，依然能观察到显著的治疗效果。这种现象在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背痛、偏头痛等多种疾病中得到验证，但一个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在患者清楚知晓安慰剂本质的情况下，这些效果是如何产生的？

传统安慰剂效应通常用"期望"和"经典条件反射"来解释，但这些机制在OLP情境下似乎难以适用。因为患者既被告知药片不含活性成分，也常被告知研究人员并不确定治疗是否会有效。这种情况下，患者通常报告较低的治疗期望，更多表现为"试试看"的态度。那么，OLP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呢？有理论提出"具身认知"（Embodiment Theory）可能提供解释，强调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可能以无意识方式影响认知和情绪过程。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Michael Schaefer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精巧的实验，招募122名健康参与者，通过观察令人情绪困扰的图片来诱发情绪反应，并在此过程中考察OLP的作用机制。研究特别关注了三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给药途径（旨在考察医疗仪式或具身机制的作用）、治疗期望、以及对安慰剂的信念。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2×2因子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四组：OLP自身给药组、OLP实验者给药组、对照组自身给药组和对照组实验者给药组。所有参与者先观看情绪图片并进行评分，然后接受鼻喷雾剂干预（OLP组被告知使用的是"安慰剂"，对照组被告知使用的是"帮助后续生理测量的水"），之后再次观看图片并评分。研究通过标准化问卷评估参与者的特质焦虑、当前情绪、治疗期望、对OLP的信念以及对顺势疗法的态度。

主要研究结果

OLP有效缓解情绪困扰，给药途径不影响效果

数据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OLP组参与者在第二次观看负面图片时报告的情绪困扰显著降低，成功复制了先前研究的OLP效应。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无论是参与者自己使用鼻喷雾剂，还是由实验者给药，OLP的效果没有显著差异。

统计检验表明，组别（OLP vs 控制）主效应显著（F(1,115)=4.30, p=0.040），而给药途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对中性图片的评分则未发现组间差异，表明OLP效果特异于情绪困扰情境。

治疗期望不预测实际效果，但与主观感受相关

回归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治疗开始前参与者报告的治疗期望（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测量）不能预测实际的OLP效果大小。然而，这种期望与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主观认为的OLP效果显著相关。

更深入的分析发现，参与者对OLP效果的主观评估与实际的情绪困扰改善程度并无关联（r=0.17, p=0.212），但与实验开始时的治疗期望相关（r=0.27, p=0.044）。这表明参与者对治疗效果的意识判断可能受到其初始期望的影响，而非实际体验。

对OLP的信念预测实际效果

与治疗期望不同，对OLP的信念（通过5个特定问题评估）能够显著预测实际的OLP效果。因子分析进一步证实，治疗期望和对OLP的信念代表两个不同的心理建构——所有关于OLP信念的问题都负载于一个因子，而治疗期望问题单独负载于另一个因子。

对顺势疗法的态度与期望相关，但不影响OLP效果

研究还探讨了参与者对顺势疗法的态度是否影响OLP反应。结果显示，相信顺势疗法的人报告更高的治疗期望，但这种态度与实际OLP效果无关。有趣的是，相信顺势疗法的参与者对负面图片普遍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但这种敏感性并未转化为更强的OLP反应。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为理解OLP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最重要的发现是：OLP的效果似乎主要通过无意识过程而非有意识的期望产生。这体现在治疗期望不能预测实际效果，但参与者对OLP的信念却能预测效果大小。

给药途径的无效结果可能表明，单次给药的情境下，身体活动的差异不足以引发不同的具身效应。或者，即使是被动接受鼻喷雾剂，也可能激活与医疗仪式相关的身体记忆。作者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索不同形式的传感器体验在OLP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如果OLP主要通过无意识过程发挥作用，那么临床医生可能不需要过度强调建立患者的积极期望，而是可以关注培养对安慰剂治疗的整体接受度。同时，OLP作为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治疗选择，为慢性疾病管理提供了新途径。

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年龄范围较窄、性别不平衡，以及实验室环境与真实世界的差异。未来研究需要考察长期、重复的OLP给药是否会引发不同的机制，以及在临床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推进了我们对非欺骗性安慰剂作用机制的理解，强调无意识过程在OLP效应中的核心作用，为开发基于placebo的伦理治疗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