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2日，我是一个10岁的五年级学生，住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通过公共广播系统（PA）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肯尼迪总统在市中心迪利广场乘坐车队时遭到枪击身亡。
我们被提前放学回家。平时冷静坚毅的父亲当时泪流满面。接下来的几天仿佛身处梦境之中——这个原本热闹的城市变得异常寂静。在深深的悲痛与失去纯真的心情中，生活依然继续。如今我明白，这一事件激发了我对枪支伤害预防的兴趣。
根据最新可获取的数据（2023年），美国有46,728人因枪支伤害而死亡，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27,300人（占58%）死于枪击自杀，这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枪支自杀人数。在过去5年里，枪支已成为1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美国医师学会（ACP）早在30多年前就首次将枪支伤害问题列为公共卫生议题。此后，该学会多次更新政策以反映新的发展情况，但核心观点始终未变：枪支伤害确实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医生有责任积极倡导枪支伤害的预防工作，就像我们在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上所做的那样。ACP认为，医生应当向患者提供有关如何降低家中枪支风险的建议。
医生就这一主题向患者提供建议的权利来之不易。2011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生不得询问患者的枪支持有情况，除非他们“出于善意”认为这些信息与医疗或安全相关；否则医生可能会被吊销执照。2017年，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裁定该法律侵犯了医生的宪法权利，因此该法律被宣布违宪。
医生们究竟有多频繁地向患者提供关于减少枪支伤害的建议呢？2021年的一项调查针对4000名家中持有枪支的成年人进行，结果只有7.5%的人曾接受过医生关于枪支安全的指导。
医生们不愿提供此类建议的常见障碍包括：临床时间有限、担心冒犯患者、对枪支及其相关法律保护措施不熟悉，以及缺乏筛查和咨询所需的资源。
为解决时间问题，可以在电子病历模板中加入关于枪支存放方式的问题；患者门户网站也可以设置相关问卷。心理健康筛查工具中也可以加入相关问题。此外，还可以在候诊室和检查室放置关于枪支安全与妥善存放的教育资料。
有许多资源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开展枪支伤害筛查和咨询工作。ACP网站提供了相关指导资料；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BulletPoints Project”也提供了长达一小时的免费继续医学教育课程，帮助医生预防患者遭受枪支伤害。
美国医学会（AMA）与广告委员会合作推出了“Agree to Agree”网站，旨在推动医疗工作者、家长和社区领袖共同探讨减少枪支伤害的问题。
目前尚无明确共识，关于普遍筛查还是基于风险的筛查更有效。支持普遍筛查的人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团队成员之间的分歧、歧视和不必要的评判；而支持基于风险筛查的人则认为这种方法在初级保健环境中更为可行。
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医生应选择最适合自己工作环境的方法。一个常见的开场问题是：“家中是否有枪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可以询问“枪支是如何存放的”，并讨论安全的存放方式。
如果筛查结果显示患者有自杀风险，医生可以提供相关咨询，帮助他们了解是否有获取致命工具（如枪支或药物）的途径。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与患者及其家人协商，暂时将枪支移出家中，并由家人或朋友保管，或者采用自助保管方式。
目前已有21个州出台了极端风险保护法案，允许执法部门、家庭成员或医生申请法院命令，要求暂时没收家中的枪支。
近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枪击事件频发，让人不禁回想起那个悲惨的日子。与此同时，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依然严峻，而用于社区暴力预防的资金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相关数据库的资金都大幅削减。“Make Our Children Healthy Again: Assessment”报告也未将枪支伤害视为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
不过也有积极进展：ACP是“医疗保健枪支伤害预防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联盟汇集了48个全国性的医疗组织；联盟下设多个工作组，负责倡导、政策制定和社区暴力干预工作。ACP还参与了AMA的枪支伤害预防工作组。此外，每年还会举办全国性的研究会议，探讨枪支伤害预防措施。
事实证明：将枪支上膛后锁好，并将弹药单独存放，可以有效防止意外发生。
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致力于保护患者、他们的家人和整个社区。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