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学研究与产褥热：殖民印度晚期女性健康与分娩的全球史交汇

《Medical History》：Bacteriological research and ‘puerperal’ fever: female health and childbirth in late colonial India

本文推荐研究人员聚焦殖民印度晚期女性健康问题，探讨细菌学与产科研究的交叉点。为解决高发的产褥热（PF）及母体死亡率，研究分析了热带性（tropicality）和种族理论如何影响殖民政策，揭示了细菌学研究在女性健康领域的缺失及其被文化差异论述所替代的过程。结果表明，殖民当局通过强调助产士（dhais）的“不卫生”实践来推行“道德预防”，将现代卫生话语融入殖民统治。该研究对理解全球卫生史中科学与殖民权力的交织具有重要意义。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殖民印度，女性健康，尤其是与分娩相关的健康状况，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其中，产褥热（Puerperal Fever, PF），又称产褥期脓毒症，是导致母体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死亡率高得惊人。与此同时，欧洲和美洲的医学界正经历一场细菌学革命，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科学家的发现，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微生物是许多传染病的根源，并为产褥热的防治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情况却有所不同。尽管细菌学在应对霍乱、鼠疫等流行病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针对女性健康，特别是产褥热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殖民当局的医疗资源分配明显倾向于那些直接影响欧洲人口和军队的疾病，而本地女性的健康需求往往被忽视。这种忽视并非偶然，而是与殖民统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热带性”（tropicality）观念紧密相连。所谓“热带性”，是欧洲殖民者构建的一种话语体系，它将热带地区描绘成炎热、肮脏、疾病滋生的地方，当地居民则被视作在文化上和生理上“落后”和“不洁”的他者。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殖民地的医疗政策制定。因此，探究在殖民印度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细菌学知识如何与关于种族、文化和环境的固有观念相互作用，从而塑造了女性医疗保健政策，尤其是分娩制度和助产实践，就成为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历史课题。Kaushalya Bajpayee发表在《Medical History》的这项研究，正是致力于解开这一复杂的历史纠葛。

为开展本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历史文献分析法。其关键方法包括：系统梳理殖民时期的档案资料，如印度总督府文件（Curzon Papers）、医学机构年度报告（如Carmichael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nnual Report）和官方立法文件（如各省的《护士与助产士注册法案》）；深入分析同时代的医学期刊，如《Indian Medical Gazette》（IMG）和《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以及重要医学专著（如V.B. Green-Armytage的《A Textbook of Midwifery in the Tropics》）；并对已有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性整合，以定位本研究在全球卫生史和殖民医学史中的坐标。

Puerperal/childbed fever and bacteriological research

研究表明，产褥热在欧洲18世纪已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实体，并成为18-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导致数十万女性死亡的主因。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ordon）、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伊格纳兹·塞梅尔魏斯（Ignaz Semmelweis）等医学先驱曾就其传染性进行辩论。至19世纪末，随着细菌学的兴起，产褥热的病原体逐渐被识别。虽然路易·巴斯德常被提及，但研究者指出，阿梅代·多勒里斯（Amedee Doleris）在1880年即识别了酿脓链球菌（Streptococcus pyogenes）。20世纪初，J.H. Brown和丽贝卡·兰斯菲尔德（Rebecca Lancefield）等人进一步对β-溶血性链球菌进行分类，确认A群β-溶血性链球菌是导致人类产褥热的主要病原体。1935年，兰斯菲尔德和罗纳德·黑尔（Ronald Hare）又识别出B群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GBS）也是产褥期脓毒症的病因之一。这些细菌学发现为理解和预防产褥热奠定了科学基础。研究还提到《印度医学研究杂志》（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在1930年代对小鼠进行的关于溶血性链球菌（产褥期脓毒症）的研究，表明其病原学已在科学上确立。

Bacteriological research and maternal health in India

本部分分析了细菌学研究在印度为何集中于霍乱、鼠疫等流行病，而相对忽视女性健康。学者普拉蒂克·查克拉巴蒂（Pratik Chakraborty）指出，科学在印度是作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力量”传入的，细菌学的制度化过程与殖民道德和种族优越论交织在一起。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等学者认为，殖民政府的医疗研究优先服务于军队和欧洲侨民的利益，因为改善女性健康并不能直接提升“帝国的效率和利润”。同时，像玛格丽特·鲍尔弗（Margaret I. Balfour）这样的当代从业者也哀叹，在控制疟疾、鼠疫等流行病面前，婴儿死亡率问题被忽视了。这种研究重心的偏差也体现在教育与实践的脱节上，正如印度医疗服务（IMS）成员布拉德菲尔德博士（Dr. Bradfield）所指出的，印度的研究机构缺乏“原创性”研究。这种停滞部分源于国际政策分歧，例如谢尔登·瓦茨（Sheldon Watts）认为，英国对霍乱的反应（强调卫生而非检疫）与欧洲大陆的共识相悖，这抑制了细菌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迪帕克·库马尔（Deepak Kumar）则强调了殖民科学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认为这阻碍了印度本土科研能力的成长。

Tropicality and maternal health: rule of colonial difference

文章深入探讨了“热带性”概念如何塑造了殖民地女性健康话语。最初，“热带”被视为不适合白人居住的疾病温床。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认为，对“适应环境”研究的失败，强化了欧洲人依靠“卫生屏障”抵御热带病原体的信念。对于印度人，则产生了一种基于“差异”的论述。随着细菌学的发展，旧的“瘴气理论”（认为疾病由腐烂物质的恶臭传播）逐渐被取代，但关于热带气候、文化和种族“特殊性”的观念却与新的细菌学知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殖民地细菌学论述。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提出的“殖民差异统治”在此显现，即欧洲统治者基于生物学宣称其相对于殖民地居民的种族优越性。这种差异体现在对印度女性身体（如骨盆测量显示的“解剖差异”）和文化实践（如深闺制度^zenana）的病理化描述上。甚至药物剂量也被认为因印度人“体质较弱”而需要调整。细菌学关于产褥热病因的知识，在这种背景下，被转化为对印度助产士（dhais）及其所代表的“不卫生”文化实践的指责，从而将健康问题从生物学层面转移到了文化和道德层面。

Puerperal fever, maternal mortality and women in the Tropics

通过分析《印度医学公报》（IMG）等期刊的报告和数据，本研究揭示了殖民地印度产褥热及相关疾病导致的高母体死亡率。表格数据显示，在1920-30年代，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等城市，产褥期脓毒症（puerperal sepsis）、产褥期出血（puerperal haemorrhage）和贫血（anaemia）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V.B. Green-Armytage等医学专家在其著作中强调，热带地区的母体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远高于西方，并将此归因于热带气候、疾病高发以及当地人“对疾病的普遍抵抗力较低”。此外，妊娠期贫血（被称为“热带贫血”）、妊娠肾盂肾炎（pyelitis of pregnancy）、结核病以及梅毒和淋病等性传播疾病也被认为是加剧孕产妇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这些论述都带有强烈的“热带特殊性”色彩。印度本土医生，如Kedarnath Das，也致力于研究产褥期脓毒症，并改良了产钳以适应印度女性的解剖结构，这反映了本地医学实践者对问题的关注和应对。

Childbirth practices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tropes

殖民话语将高母体死亡率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印度传统的分娩实践和文化习俗。传统助产士（dhai）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她们被描述为肮脏、无知、使用不洁工具（如竹片断脐、牛粪灰敷伤口），是传播感染的媒介。凯瑟琳·梅奥（Katherine Mayo）在《印度母亲》（Mother India）一书中对印度分娩习俗的尖锐批评，虽然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但也集中反映了这种殖民视角。产房（sutikagriha）被描绘成通风不良、密闭潮湿、充满“有害气体”的空间。这些描述将细菌感染的风险与特定的文化习俗直接挂钩，从而将产褥热等疾病“病理化”为热带文化落后的表现。尽管有像玛格丽特·鲍尔弗这样的医生承认，许多妊娠疾病并非助产士的责任，需要真正的医学研究，但殖民政策的主流方向仍然是试图用现代医学的“卫生”标准来改造和取代传统实践。

Imperial hygiene and colonial policies: professionalisation of midwifery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殖民晚期印度出现了一场以“帝国卫生”（Imperial Hygiene）为名的运动，其核心是助产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范围内强调卫生和预防的潮流相呼应（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改革、美国的《谢泼德-汤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在印度，戴弗林基金（Dufferin Fund）最初旨在为女性提供医疗救助和培训女医生护士，但后来重点逐渐转向培训助产士。各省相继通过了《护士与助产士注册法案》（如《马德拉斯护士与助产士法案》（1926）、《孟加拉护士法案》（1934）等），规定必须在官方机构注册才能执业，目的是用受过现代医学（特别是细菌学消毒知识）训练的助产士取代传统的“不卫生”的dhai。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建立的全印度卫生与公共卫生研究所（All India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 1932）也致力于推广产前产后护理中的卫生理念。这些政策试图通过立法和制度化，将分娩实践纳入现代医学和卫生管理的轨道。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在殖民印度晚期，尽管细菌学为理解和管理产褥热（PF）提供了科学依据，但针对女性健康的细菌学研究本身却因殖民优先事项的排序而受到忽视。相反，关于产褥热和母体死亡率的讨论被巧妙地整合进了关于“热带性”（tropicality）和种族差异的殖民话语体系中。细菌学知识并未直接转化为改善女性健康的有效政策，而是被用于强化对印度传统文化习俗（尤其是助产士^dhai的实践）的负面描述，并将其病理化为热带地区“不卫生”和“落后”的标志。殖民当局随后推行的助产士专业化和制度化政策，表面上是引入现代卫生观念，实质上则是实施一种“道德预防”（moral prophylaxis），是殖民统治通过卫生话语进行文化干预和控制的体现。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在殖民背景下，科学知识（如细菌学）的传播和应用并非中立的过程，而是深受权力关系、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它提醒我们，在审视全球卫生史时，必须关注科学、医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群体（如殖民地女性）的健康经验如何被主流话语所叙述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