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前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

《JAMA Network Open》：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Trajectories From Before to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青少年抑郁症状新冠前后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样本3512人，发现86.2%保持心理韧性，9.3%抑郁易感，4.5%持续高症状。性别差异显著，抑郁易感因素包括青春期晚于平均、同伴及网络欺凌、家庭冲突、母系抑郁史及多基因抑郁风险，保护因素为家长监督和问题解决能力。

　　

关键点

问题　　青少年抑郁症状在COVID-19大流行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大流行前的因素与症状的发展轨迹有关？

研究发现　　这项针对3512名青少年的队列研究显示，86.2%的青少年具有抗压能力，9.3%的青少年易患抑郁症，其中女孩和青春期晚期的青少年更容易患病。与大流行前抑郁易感性相关的因素包括欺凌、家庭冲突、母亲有抑郁症史以及多基因风险；与抗压能力相关的因素包括父母的监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意义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青少年在COVID-19大流行前后保持了稳定的心理健康，大流行前的环境、心理和遗传因素共同影响了个体的风险和抗压能力的发展轨迹。

摘要

重要性　　在全球范围内，COVID-19大流行期间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关于风险和抗压能力因素的数据可以为应对重大逆境提供预防和干预策略的依据。

目的　　描述大流行前、大流行期间及大流行后的抑郁症状发展轨迹，并识别出相关的风险和抗压因素。

研究设计、环境和参与者　　这项队列研究跟踪了来自美国21个地区的“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研究”参与者，时间跨度为2020年3月至2022年2月。研究设计和假设在2024年3月就已预先确定，数据分析于2024年4月至11月进行。

暴露因素　　大流行前的风险和抗压因素包括发育阶段、家庭环境、同伴关系以及抑郁症的多基因风险。

主要结果和测量指标　　主要结果是评估大流行前症状较低、大流行后症状较高的青少年群体的抑郁易感性发展轨迹。使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抑郁症状得分（6项症状：情绪低落、快感缺失、内疚或无价值感、疲劳、睡眠障碍和注意力不集中）的轨迹，其中大流行前的因素（自变量）用于解释症状轨迹类别（因变量：抗压组为0，易感组为1），同时调整了大流行发生时的性别和年龄因素。

结果　　在纳入分析的3512名参与者中（2020年3月的平均年龄[标准差]为12.05岁；1672名[47.6%]为女性），研究确定了三种症状轨迹类型：抗压组（整个随访期间症状始终较低，3027名参与者[86.2%]）、易感组（大流行前症状较低但大流行后症状较高，326名参与者[9.3%]）以及长期症状较高组（159名参与者[4.5%]）。易感组中女孩的比例高于抗压组（240名女孩[73.6%] vs 1327名女孩[43.8%]）。与抗压组相比，易感组与大流行前的青春期晚期或青春期后期阶段相关（比值比[OR]为1.46；95%置信区间[95% CI]为1.08-1.96；P<0.01）、大流行前的家庭冲突（OR为1.23；95% CI为1.10-1.38；P<0.001）、同伴欺凌（OR为1.71；95% CI为1.11-2.65；P=0.02）、网络欺凌（OR为2.28；95% CI为1.45-3.59；P<0.001）、母亲有抑郁症史（OR为1.52；95% CI为1.16-1.99；P=0.002）、多环境逆境暴露（OR为1.28；95% CI为1.13-1.45；P<0.001）以及多基因抑郁症风险（OR为1.28；95% CI为1.03-1.59；仅在欧洲血统人群中显著，而在非洲血统人群中不显著）。此外，大流行前父母更多的监督（OR为0.81；95% CI为0.73-0.91；P<0.001）和更好的解决问题能力（OR为0.80；95% CI为0.66-0.97；P=0.02）与较低的抑郁易感性相关。

结论与意义　　在这项关于COVID-19期间青少年抑郁症状发展的队列研究中，女孩、青春期晚期的青少年以及在大流行前经历过同伴欺凌、网络欺凌和家庭冲突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持续到大流行后的抑郁症状。而大流行前的父母监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认为是可调节的抗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