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生癌症筛查知信行(KAP)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Scientific Reports》：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regarding cancer screening among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本刊推荐：为应对中国癌症筛查质量亟待提升的挑战，研究人员针对未来医疗主力军——医学生，开展了癌症筛查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和实践(Practice)(KAP)的横断面研究。通过对520名医学生的调查发现，其知识(9.39±3.82/20)、态度(31.4±4.06/40)和实践(25.2±7.04/40)水平均不理想。结构方程模型(SEM)显示知识通过态度间接(β=0.140)并直接(β=0.219)影响实践。研究强调了改革医学教育以提升未来医疗工作者癌症筛查能力的紧迫性。

　　

癌症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2020年新发病例高达1930万，死亡病例1000万。中国的情况尤为严峻，几乎占全球新发病例的23.7%和死亡病例的30.2%。作为癌症防控的关键环节，癌症筛查在早期发现癌症、挽救生命方面扮演着 pivotal（关键）角色。中国开展癌症筛查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约200万高危人群接受了筛查，诊断出5.5万例癌症，早期诊断率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80%。然而，中国癌症筛查的质量仍未达到理想标准，筛查实践和政策亟需持续改进。

在此背景下，了解未来医疗保健提供者——医学生——对癌症筛查的知识、态度和实践(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KAP)显得尤为重要。医学生是正在接受医学教育、即将成为医生、护士和直接参与患者护理与诊断的医疗专业人员，他们的KAP水平对癌症筛查的推广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评估医学生对癌症筛查的知识水平，是衡量医学教育效果和判断是否需要将更多癌症筛查内容纳入课程的关键。同时，了解他们的态度和实践，可以揭示他们对癌症筛查的观点和行为，这对未来的医疗实践和患者护理至关重要。如果医学生对癌症筛查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实践，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积极倡导癌症的早期发现和筛查。尽管已有一些关于癌症筛查KAP的研究，但聚焦于医学生群体的研究尚显不足。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王春丹、金娟等研究人员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调查中国医学生对癌症筛查的KAP现状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分析方法。研究于2023年6月至7月期间，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和遵义医学院两所院校的医学生中开展。通过在线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其对癌症筛查的KAP信息。问卷的设计参考了相关研究和中国指南（如《中国肺癌筛查指南(T/CPMA 013-2020)》、《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等），并经过专家评议和预调查（Cronbach's α系数为0.881），确保了良好的信度。最终的有效问卷为520份。数据分析使用了SPSS 26.0和AMOS 24.0软件，包括描述性统计、组间比较、相关分析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和SEM，以探讨KAP三个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结果

医学生癌症筛查KAP总体得分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在癌症筛查知识、态度和实践三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9.39±3.82（总分20）、31.4±4.06（总分40）和25.2±7.04（总分40）。根据Bloom截断值（广泛用于KAP研究中对受访者表现水平进行分类的标准）进行划分，知识得分低于总分的60%（即12分）被视为知识不足，态度得分低于24分被视为消极态度，实践得分低于24分被视为不积极实践。因此，本研究中医学生表现出知识不足、态度尚可（但未达优秀）和实践中等水平。

不同特征医学生KAP得分的差异

知识得分在有实习经历、医学专业方向（如临床与非临床）、专业类别（临床类与非临床类）、本人/家人/朋友曾接受过癌症筛查以及有医院志愿者经历的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0.05）。态度得分在不同居住地、专业类别以及是否有家人或朋友患癌的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实践得分在不同专业类别、是否有家人或朋友患癌、本人/家人/朋友是否曾接受癌症筛查以及是否有医院志愿者经历的学生之间存在差异。

知识维度具体条目分析

在知识维度的10个问题中，知晓率（选择“听说过”的比例）最高的三个问题涉及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包含的八种常见癌症、早期诊断的意义以及筛查主要针对高危人群。而“不清楚”率最高的三个问题则涉及肝癌、结直肠癌和肺癌的具体筛查建议，例如，关于结直肠癌筛查（K6）和肝癌筛查（K7）的条目，“很清楚”的比例分别仅为7.5%和7.88%，表明医学生对特定癌症的详细筛查指南掌握不足。

态度和实践维度具体条目分析

在态度方面，大多数医学生认同癌症筛查在早期发现中的重要作用（54.23%强烈同意）及其作为医生职责的一部分（48.65%强烈同意）。然而，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担忧筛查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惧（15.96%强烈同意此负面表述），或认为筛查低危人群意义不大（11.73%强烈同意此负面表述）。在实践方面，医学生的参与度总体中等，例如，“积极参与癌症筛查工作”（P2）条目，仅有9.42%的学生选择“总是”，34.62%选择“经常”。

KAP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知识与实践呈显著正相关（r=0.230, P<0.001），态度与实践也呈显著正相关（r=0.136, P=0.002），但知识与态度之间无显著相关（r=-0.020, P=0.650）。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进一步揭示了KAP三者之间的路径关系：知识对态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140, P=0.003），态度对实践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145, P=0.002），同时，知识对实践也有直接且更强的正向影响（β=0.219, P<0.001）。这表明，知识不仅可以通过影响态度来间接影响实践，还能直接促进实践行为。

敏感性分析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研究人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排除了可能因指南更新、国际临床实践差异或术语问题而存在争议的4个知识条目（K1, K6, K8, K10）后重新计算。结果显示，知识与实践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r=0.188, P<0.001），态度与实践的相关性保持不变（r=0.136, P=0.002），但知识与态度之间仍无显著相关（r=-0.021, P=0.634），进一步支持了主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医学生在癌症筛查方面存在知识不足、态度有待优化和实践水平中等的现状。这些发现指出了医学教育中存在的显著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阻碍未来医疗环境中有效的早期癌症检测。

知识层面的差距尤为明显，特别是在结直肠癌、肝癌和胃癌等特定癌症的筛查方案、风险分层、生物标志物检测（如FIT、AFP、胃蛋白酶原）和影像学技术等方面。这表明当前的医学教育可能未能充分传达复杂筛查算法的实际应用。此外，对肺癌高危标准（如包年计算）和宫颈癌筛查中HPV阳性结果分流过程的模糊认识，也反映了将指南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临床知识方面存在脱节。因此，亟需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例如基于案例的学习、交互式风险计算工具和模拟患者咨询环节，以弥补这些不足。

尽管医学生总体上对癌症筛查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但他们也普遍担忧筛查可能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这表明在患者教育和支持方面需要取得平衡。优化临床实践的策略应优先考虑弥补知识差距，并通过整合最新循证指南和有效的患者沟通策略的综合教育项目来解决这些担忧。

研究发现，医学生对癌症筛查重要性的认知与其实际参与筛查行动之间存在差距，实践水平仅为中等。这可以归因于教育框架内筛查程序实践经验和接触的不足。因此，医学课程应整合专门针对癌症筛查的实践培训和实习，使学生掌握实用技能，并增强他们推广和参与这些行动的自信。此外，应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学生）有责任将积极参与癌症筛查作为其临床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深入揭示了KAP框架内复杂的相互关系。知识对实践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通过态度中介）凸显了同时提升医学生知识和培养积极态度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与态度之间缺乏显著的简单相关，而SEM却显示知识对态度有直接效应，这提示知识和态度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构念，拥有知识并不自动导致积极的态度。态度、个人经历（如家人患癌）、社区影响等未测量因素可能独立于知识水平塑造态度。这一发现强调了医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知识传授，还必须注重培养积极、主动的心态。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样本仅来自两所医学院校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等。此外，知识评估基于研究设计时的国家标准，某些条目可能与国际最新指南存在差异，这也可能影响知识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系统评估了中国医学生关于癌症筛查的KAP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强调，有必要通过加强课程设置来巩固知识基础，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举措培养积极态度，并将实践培训和研讨会无缝融入课程以磨练关键的临床技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武装医学生，使他们能够提供全面有效的护理，从而提高早期癌症检出率并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