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不仅仅是研究：在学术肿瘤学领域支持育儿假政策

《ASCO Daily News》：Protecting More Than Research: Supporting Parental Leave in Academic Oncology

本文探讨早期职业肿瘤科医生面临的不一致产假政策及应对措施，指出需通过透明化工作分配、强化机构支持、延长“保护时间”等措施减少职业与家庭平衡压力，并建议专业学会统一政策指导。

　　

重点：

• 早期职业肿瘤医生的育儿假政策仍然不统一，且在资格和时长方面往往缺乏明确的指导。
• 透明的保险计划、灵活的工作效率期望以及机构的支持对于在休假期间及之后保护临床医生至关重要。
• 将“保护时间”扩展到包括家庭休假，有助于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学术肿瘤学团队。

在我休产假期间，我和丈夫以及2个月大的儿子一起散步时，遇到了我们机构的一位教员。当我提到我还有一个月的休假时间时，他问道：“那段时间你打算做什么？”仿佛那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机会。这番随意的言论揭示了在肿瘤学领域真正保障育儿假是多么困难。

设定标准，而非期望

标准化的育儿假对于支持员工的幸福感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在进修期间，我很幸运能够获得带薪休假，而无需像美国研究生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要求的那样延长培训时间。¹然而，主治肿瘤医生经常面临模糊的休假政策。这一差距尤为重要，因为许多肿瘤医生会推迟生育直到完成培训。²此外，许多机构要求在符合休假条件之前必须有一定的工作时长，这对那些刚开始担任教职的人来说影响尤为显著。

专业协会已经开始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例如，美国儿科学会建议统一规定至少12周的带薪家庭休假。³放射肿瘤学女性协会也呼吁为培训生和主治医生提供12周的带薪家庭和医疗休假。⁴美国癌症协会（ASCO）认识到育儿假的重要性，并推荐在晋升时实行“计时停止”的政策，但并未规定具体的最低休假时长。⁵鉴于早期职业肿瘤医生普遍会休育儿假，全国性协会提供统一、全面的指导将有助于促进各机构之间的公平职业机会。

使临床休假变得可持续

进修医生和教职员工之间的临床工作分配差异很大。当培训生休假时，同事通常需要承担他们的职责，这会给缺席的培训生和代班同事带来额外的压力，尤其是在规模较小或临床工作量较大的项目中。在缺乏明确、广泛适用的指导方针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公平的感觉。虽然完全标准化可能不可行，但项目应确保工作量的调整既透明又公平。ACGME的评审委员会现在建议，培训生因怀孕或育儿假而错过的值班不应被迫补上。⁶一些项目提出了通过补偿性兼职机会来弥补工作空缺的方案。⁷

对于主治医生来说，临床职责的代班情况更加不统一。在我刚开始担任教职时准备休陪产假时，没有任何一份明确的文件详细说明了休假的各项细节和要求。我一直在纠结该如何寻求帮助，担心会给同事带来负担或显得对患者的护理不够投入。我联系了部门管理层，他们非常乐于协助我，为我制定了清晰的休假安排。尽管如此，一旦开始休假，我还是会感到内疚，尤其是当患者正在经历癌症治疗的艰难阶段时。在团队的支持下，我明白了，获得育儿假不仅需要政策支持，还需要许可：允许我们在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暂时脱离工作，相信系统能够确保患者的诊疗连续性，并且能够精力充沛地回归工作。当我回到岗位时，我惊讶地发现诊所的工作节奏恢复得如此顺畅。我深感荣幸和感激我的团队，但也意识到这一切都依赖于个人的善意和努力。这一现实凸显了为什么公平、明确规定的育儿假和研究假政策必须成为普遍做法。

各部门应制定清晰、公平的代班计划，并确保有指定的教职员工或临时的高级执业医生提供支持，以减轻工作负担。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工作量就已经很大的同事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工作效率期望和相对绩效目标方面，灵活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这样临床医生在休假时就不会受到惩罚。

创造有利于家庭的研究环境

对于培训生和新入职的教职员工来说，研究要求可能会在育儿假期间增加保持生产力的压力。虽然培训生通常不需要为研究争取资助或工资，但争取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对职业发展及未来的学术职位仍然很重要。进修项目应与休假中的培训生积极讨论实际可行的研究目标，并相应调整评估标准。评估早期职业职位申请的机构也应考虑育儿假的时间。

对于新入职的教职员工来说，中断研究进展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建立独立性和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往往与新父母的职责相冲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了多项有利于家庭的措施，如育儿补贴、临时减少工作量以及延长早期研究人员的资格期限，但其他资助机构的政策仍不统一。⁸例如，美国癌症协会的职业发展奖允许书面批准休假申请，但并未明确涉及育儿假。⁹资助机构应使这些政策清晰一致，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认识到支持育儿的重要性。

支持重返工作岗位

诸如设备齐全的哺乳室、现场托儿服务以及支持性的工作文化等实体资源，对于休假后成功回归临床和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然而，培训生和早期职业主治医生在这些资源方面的获取仍存在差距。^10,11

此外，便利的会议安排也对参与专业会议至关重要。例如，美国癌症协会的会议现在提供了“家庭友好服务”。提供明确、公开宣传的家庭友好政策的会议有助于让父母身份在学术界变得正常化。

结论

专业协会、机构和资助方都在支持早期职业肿瘤医生应对育儿假和重返工作岗位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并承担着责任（见表格）。透明、标准化的政策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公平，并证明育儿和学术成功是可以兼得的。机构应完善代班模式，调整工作效率期望，并投资于支持肿瘤医生顺利回归工作的基础设施。将“保护时间”扩展到包括育儿假，将有助于提升肿瘤学团队的幸福感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