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主要应变角度的持续改变及术后左心室射血分数的下降

《Stroke: Vascular and Interventional Neurology》：Persistent Shift in Principal Strain Angles and Postsurgical Decline in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Mitral Regurgitation

本研究通过心脏磁共振成像和三维分析，探讨严重原发性二尖瓣反流（PMR）患者术后左心室（LV）功能恢复机制。结果显示，术后LV射血分数下降与 twist 减少相关，主应变角度的持续变化可能影响功能恢复。球形重塑伴主应变方向改变及剪切应变异常是术后LV功能受限的关键因素。

　　左心室（LV）的双螺旋纤维排列使得其具备扭转能力。这种结构特性引发了关于在原发性二尖瓣反流（PMR）患者中，主应变角度是否会影响左心室功能恢复的假设。本研究通过使用心脏磁共振成像（CMR）结合组织标记和三维分析，对不同反流程度的PMR患者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在手术后左心室的扩张体积、质量/体积比以及三维半径/壁厚比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某些主应变角度和缩短程度仍低于正常范围。这表明，即使在手术后，左心室的结构和功能仍存在一定的异常，可能与手术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的下降有关。

在PMR患者中，左心室的几何形状由椭圆形逐渐转变为球形，这种变化伴随着三维半径/壁厚比的增加和左心室质量/体积比的减少。研究中提到的“圆周应变角度”和“纵向应变角度”在PMR患者的左心室基底、中段和远端均出现了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手术后并未完全恢复。此外，左心室的扭转角度在手术后也出现了下降，这可能与主应变角度的变化有关。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些应变角度的变化可能是导致左心室功能下降的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化的具体机制，研究者还分析了不同时间段内的数据，包括术前和术后6个月、12个月及24个月的随访数据。结果显示，虽然左心室的扩张体积和质量/体积比在术后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某些应变参数如圆周应变、纵向应变和最大缩短仍然低于正常范围。这表明，即使在手术后，左心室的某些结构和功能仍然存在异常，可能与手术后的心肌纤维重新排列有关。此外，研究还指出，左心室的扭转角度与射血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主应变角度变化对左心室功能恢复的影响。

研究中还提到了一些临床意义。例如，手术后左心室的圆周应变角度和纵向应变角度仍然高于正常水平，这可能与心肌纤维的重新排列和胶原蛋白的降解有关。这些变化可能在术后早期阶段表现为心肌纤维的滑动，而在后期则可能因纤维化而变得不可逆。因此，研究者认为，通过结合磁共振成像中的扩散张量成像和T2加权成像，可以更准确地评估这些结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其与心肌纤维重塑的关系。

此外，研究还讨论了该研究的局限性。例如，尽管CMR组织标记技术能够提供详细的应变信息，但其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心肌纤维的微观结构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成像技术，如扩散张量成像，来更全面地评估心肌纤维的重塑情况。同时，研究者还提到，长期随访和更详细的分析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帮助确定最佳的手术时机。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原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在手术后左心室功能恢复过程中，主应变角度和应变参数的变化可能对左心室的扭转和射血分数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PMR的病理生理机制，还可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