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中毒与负性情绪通过提升奖赏学习率损害决策的认知机制研究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Alcohol intoxication and negative mood similarly affect reward learning but not punishment learning in the Iowa gambling task

本研究通过2×2被试间设计，首次在爱荷华赌博任务(IGT)中结合计算建模方法，揭示酒精中毒(BrAC=0.06%)和负性情绪均会特异性增强奖赏学习率而不影响惩罚学习率，为理解高风险饮酒人群决策缺陷的认知机制提供了计算神经科学证据。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出无数决策，其中很多都涉及短期奖励与长期后果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能力对适应社会生活至关重要，而其缺陷则与多种精神障碍密切相关。爱荷华赌博任务(IGT)作为评估决策能力的经典范式，要求参与者通过试错学习区分有利牌组（长期净收益）和不利牌组（高即时奖励但长期损失）。以往研究发现，酒精使用障碍(AUD)和情绪障碍患者在此任务中表现受损，但这些研究多基于群体比较，难以揭示决策缺陷的认知机制，也无法阐明短暂状态（如急性酒精中毒或情绪波动）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酒精和负性情绪作为常见的状态因素，可能通过改变信息处理方式影响决策。酒精近视理论认为，酒精会窄化注意力，使人过度关注突出线索而忽略背景信息。负性情绪也可能通过改变注意力分配影响决策过程。然而，这两种状态如何影响IGT中的奖赏和惩罚学习过程，以及它们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至今尚未明确。

为回答这些问题，华盛顿大学的Jonas Dora团队在《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上发表了一项创新研究。他们采用2×2被试间设计，将160名经常饮酒的成年人随机分配到四组条件：酒精/负性情绪、无酒精/负性情绪、酒精/中性情绪、无酒精/中性情绪。酒精组目标BrAC为0.06%，负性情绪组通过国际情感图片系统(IAPS)的低愉悦度图片诱导。所有参与者随后完成IGT任务，研究人员应用结果表征学习模型(ORL)分析决策过程的计算机制。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通过标准化酒精管理程序控制BrAC水平，使用国际情感图片系统(IAPS)进行情绪诱导，采用经典爱荷华赌博任务(IGT)评估决策表现，并应用结果表征学习模型(ORL)进行计算建模分析，通过贝叶斯统计方法进行假设检验。

行为数据

酒精中毒显著损害了IGT表现，中毒参与者从有利牌组中抽牌的数量平均减少8.12张。负性情绪的影响则较为温和但不确定，估计值为-4.82张。两种干预没有表现出交互效应，说明它们的效应不是叠加的。

计算建模参数

ORL模型显示出优于随机选择模型的拟合优度(△LOOIC=228,693.6)。最关键的是，酒精和负性情绪都显著提高了奖赏学习率（酒精：估计值=0.13；负性情绪：估计值=0.12），但不影响惩罚学习率。这表明决策缺陷源于对即时奖赏的敏感性增强，而非对惩罚的学习能力下降。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通过计算建模方法揭示了酒精和负性情绪影响决策的精细机制。两者都特异性增强奖赏学习率而不改变惩罚学习率，这为酒精近视理论提供了机制性解释：中毒个体并非对负面后果不敏感，而是被即时奖赏过度影响。这种相似的计算效应模式提示，尽管生理机制不同，酒精和负性情绪可能通过共同的认知通路影响决策。

研究结果与神经生物学证据一致，即酒精促进脑奖赏区域的多巴胺释放。然而，与预期相反，酒精和负性情绪没有产生协同效应，表明它们可能作用于同一认知机制的上限。

该研究的发现对理解高风险饮酒者的决策脆弱性具有重要启示：饮酒期间的决策问题可能源于对即时奖赏吸引力的放大，而非从负面后果中学习的能力受损。未来研究可探索这些计算特征是否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风险决策行为，为预防干预提供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