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脉瘤性与造影阴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精神疲劳的认知与心理机制研究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Understanding mental fatigue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 focus on processing speed, attentional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本刊推荐：为探究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精神疲劳的成因，研究人员针对101例患者（含动脉瘤性aSAH与造影阴性anSAH亚型）开展观察性研究，通过荷兰多因素疲劳量表（DMFS）、维也纳测试系统反应时测定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估发现：55.7% aSAH与61.3% anSAH患者存在严重精神疲劳，其发生与注意力控制受损（aSAH组）及信息处理速度下降（anSAH组）显著相关，且心理困扰与两种疲劳类型均呈强关联（p<0.001）。该研究为SAH后个体化康复策略制定提供了循证依据。

　　

当血液突然涌入大脑周围的蛛网膜下腔，一种名为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的卒中便发生了。这种约占所有卒中5%的急症，不仅死亡率高，更会给幸存者带来长期困扰。其中，疲劳——尤其是那种完成脑力活动后持续存在的 exhaustion（精疲力尽）感，即精神疲劳，成为最常报告且最令人衰弱的症状之一。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SAH患者在出血一年后仍受其困，甚至长达15年之久。然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是大脑损伤后认知功能下降的必然结果，还是心理压力下的情绪反应？更重要的是，对于因动脉瘤破裂导致的aSAH（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和找不到出血源的anSAH（造影阴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其精神疲劳的机制是否相同？这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为解开这些谜团，发表于《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的一项研究展开了深入探索。研究人员指出，过去研究常将疲劳视为单一整体，且多聚焦于aSAH患者，对anSAH群体的关注不足。这导致我们对SAH后精神疲劳的理解存在显著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明确aSAH与anSAH患者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的患病率，并深入探讨信息处理速度、注意力控制以及心理困扰（包括焦虑和抑郁症状）作为精神疲劳潜在贡献者的作用。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项神经心理学评估工具和问卷调查。他们招募了101名SAH患者（70名aSAH，31名anSAH）和86名健康对照者，在出血后约五个月进行评估。疲劳程度使用荷兰多因素疲劳量表（DMFS）的精神疲劳（DMFS-M）和身体疲劳（DMFS-P）子量表进行测量。信息处理速度通过连线测验A部分（TMT-A）和维也纳测试系统中的反应测试子任务1（RT-S1）和2（RT-S2）来评估。注意力控制则通过连线测验B部分（TMT-B）、反应测试子任务3（RT-S3）和确定测试子任务1（DT-S1）来衡量。心理困扰采用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S）进行筛查。统计分析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协方差分析（ANCOVA）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等。

患者疲劳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研究结果显示，SAH患者组的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1），且效应值分别为大效应（d = -.89）和中效应（d = -.54）。aSAH和anSAH患者之间的疲劳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aSAH: r = .46; anSAH: r = .55），但仅有约四分之一的患者同时经历严重的两种疲劳，这表明它们是相对独立的构念。

严重精神疲劳患病率高

超过一半的SAH患者报告有严重的精神疲劳（aSAH: 55.7%; anSAH: 61.3%），其患病率显著高于严重的身体疲劳（aSAH: 34.3%; anSAH: 35.5%）。这表明精神疲劳是SAH后更突出的问题。

信息处理速度和注意力控制受损

与对照组相比，SAH患者组在所有信息处理速度和注意力控制测试中的表现均显著更差（p < .05），效应值（η_p²）从小到中等不等。其中，确定测试（DT-S1）的差异最大（η_p² = .13），有34%的SAH患者得分低于正常均值1个标准差以上。aSAH和anSAH亚组之间在这些认知领域没有显著差异。

认知功能与精神疲劳的相关性因SAH类型而异

相关性分析揭示了有趣的模式：在aSAH患者中，较高的精神疲劳与较差的注意力控制显著相关（r = -.27）；而在anSAH患者中，较高的精神疲劳则与较慢的信息处理速度显著相关（r = -.41）。认知功能与身体疲劳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关联。

心理困扰与疲劳密切相关

SAH患者组焦虑症状（23.8%）和抑郁症状（19.8%）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7.5%和5.0%）。在aSAH和anSAH患者中，HADS焦虑（HADS-A）和抑郁（HADS-D）得分与DMFS-M和DMFS-P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在anSAH组中相关性更强（r值在.71至.79之间）。

本研究结论指出，SAH后精神疲劳是一个普遍且严重的问题，其潜在机制在aSAH和anSAH患者中可能有所不同。在aSAH患者中，精神疲劳更可能与注意力控制困难有关，支持了“应对假说”（coping hypothesis），即患者需要付出更多心智努力来补偿认知缺陷，从而导致疲劳。而在anSAH患者中，信息处理速度减慢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此外，心理困扰是两种SAH类型患者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的共同强相关因素。这些发现强调了精神疲劳的多面性，以及根据SAH类型制定个体化康复策略的必要性。康复计划应同时针对认知训练（如改善处理速度或注意力）和心理支持（如管理焦虑和抑郁），以有效缓解SAH后的精神疲劳，最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观察性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可能低估了严重病例的问题、anSAH亚组样本量较小，以及未考虑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如炎症生物标志物）。未来的研究需要纵向追踪这些关联的演变，并整合多组学数据以更全面地理解精神疲劳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