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对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合理性论证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Governmental Justific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07日 来源: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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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政府转型中的行政工具理性与民主困境:以丹麦为个案的机构话语分析

  丹麦作为欧洲国家中数字化转型的先锋,其政府在推动公共部门数字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以效率为核心的、高度协调且非政治化的公共正当化策略。这一研究通过分析丹麦政府自1994年至2022年间的九份核心政策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正当性,并探讨了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与行为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数字化转型已经深深融入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但政府在正当化过程中忽略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数字化转型的民主性与可持续性。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政府的运作方式,也重塑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今,所有15岁以上的丹麦居民都必须使用数字服务来与公共机构互动,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数字化使得政府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另一方面,部分公民,尤其是老年人,由于缺乏数字技能或资源,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根据统计,有12%的成年丹麦人从未使用过数字服务,而23%的人则被定义为“数字化受限者”,他们虽然能够使用计算机,但难以有效利用数字服务。这种现象引发了对数字化转型是否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的质疑。

研究采用了一种基于机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强调了思想在政治和行政决策中的作用。通过分析政策文件中的语言和论述,研究者发现,政府在正当化数字化转型时,主要依赖于效率、安全与隐私、包容性以及绿色转型这四个核心思想。其中,效率作为最核心的正当化理念,贯穿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并在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变体形式得到体现。例如,标准化、协作、竞争、社会服务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都是效率理念的具体延伸。这些思想被政府用来证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并推动其在各个公共部门的实施。

在1994年至2000年间,政府通过“研究部”这一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试图将技术与社会价值相结合,强调数字技术对社会公平和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初期的正当化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导致后续的策略调整。到了2001年至2011年,政府成立了“数字任务组”(Digital Task Force, DTF),这一机构逐渐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其策略更加侧重于效率和经济性。通过与财政部的密切合作,DTF成功建立了从经济政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思想传递带”,使得效率理念成为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正当性来源。

从2011年开始,随着“丹麦数字政府机构”(Danish Agency for Digital Government, DADG)的成立,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化进一步集中于财政部。这一时期,效率依然是主要的正当化理念,但安全与隐私、绿色转型等新思想逐渐受到重视。尽管如此,包容性这一思想始终未被充分强调,导致部分公民在数字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政府在正当化过程中更多依赖于精英行政机构的协调,而非广泛的社会参与。这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推动数字化进程,但长期来看可能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加剧社会不平等。

研究还指出,尽管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但政府在正当化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公民的多样性与需求。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正当化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的现代化和经济竞争力,但也可能忽视了数字化转型对民主治理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当前AI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公民的参与和数字素养成为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政府的正当化策略仍以行政效率为核心,缺乏对公民需求的深入理解与回应。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不同时间段内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变化。在1994年,研究部主导了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化工作,试图通过广泛的公众沟通来推动变革。然而,由于缺乏持续的社会支持和协调,这一阶段的正当化并未取得长期效果。到了2001年,DTF的成立标志着政府转向更集中的行政协调模式,减少了对公民参与的重视。而在2011年之后,DADG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使得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化更加依赖于内部行政决策,而非外部社会力量。

总体来看,丹麦的数字化转型正当化策略体现了从广泛的社会沟通向精英行政协调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也可能带来民主治理的挑战。特别是在数字化服务日益成为公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背景下,政府需要更加注重公民的参与和数字包容性,以确保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研究建议,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更加关注公民的需求和能力,避免因过度依赖行政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同时,研究也指出,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化不应仅限于政府内部,而应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包括公民组织、媒体以及公共讨论,以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众接受度。

在欧洲范围内,丹麦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成员国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时,往往也会借鉴欧盟的战略框架,而这一框架同样强调效率和技术理性。然而,如何在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确保公民的广泛参与和数字包容性,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面对老龄化社会和数字鸿沟的挑战时,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包容的正当化策略,以防止部分群体被排除在数字化进程之外。此外,随着AI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化也需要考虑技术对社会公平、隐私保护以及民主治理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丹麦的数字化转型正当化策略虽然在提高政府效率和促进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对公民参与和数字包容性的忽视。这种以效率为核心的思想主导了政策制定,使得政府在正当化过程中缺乏多样性与社会视角。未来,政府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时,应更加注重公民的数字素养和参与度,确保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同时,加强公众对数字化政策的理解与讨论,有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合法性,促进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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