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双重中介模型，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将设计思维心态与创造性问题解决技能联系起来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A dual mediation model linking design thinking mindset to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rough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CPS）技能的心理机制研究，整合设计思维 mindset、创造性自我效能和批判性思维倾向三维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串式中介效应。台湾南部5所职高464名11年级学生数据表明，设计思维 mindset直接促进CPS，并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和批判性思维倾向间接影响。测量工具信效度良好，为职业教育课程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能力背后的核心心理机制。研究者构建并验证了一个结构模型，整合了三种心理倾向：设计思维心态、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通过序列多重中介模型，研究者分析了设计思维心态与CPS能力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是基于相关心理学和学习理论进行调整的，以适应职业高中学生的学习特征。样本包括来自台湾南部五所职业高中的464名11年级学生。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来验证模型和测量工具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拟合度，设计思维心态不仅与CPS能力存在直接关联，还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的连续路径产生间接影响。换句话说，具有较高设计思维心态的学生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创造性自我信念和批判性思维倾向，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方面取得更好的表现。修改后的测量工具也显示出令人满意的信度和效度。这些发现为未来关于创造性思维过程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并通过强调培养学生的反思性和创造性倾向，为职业教育课程设计提供了实践启示。

随着21世纪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正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和跨学科挑战，例如气候变化、资源危机和数字化转型。这些全球性变化促使教育体系培养具有适应性和创新思维的个体。传统的解决问题模型往往强调线性和结构化的步骤，难以应对当代教育和工作场所中出现的模糊和开放性问题。新冠疫情带来的远程教学和数字学习的广泛采用，进一步增加了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对教学设计和学习效果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探索更灵活、更具创造力的教学方法变得尤为重要。

创造性问题解决（CPS）是一种综合运用创造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思维来生成新颖且可行解决方案的过程。未来的工作环境将需要更高级的能力，如复杂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分析。这些能力已被纳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框架中。长期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问题解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了其成年后的职业发展和创新参与程度。教育工作者也呼吁设计更具灵活性和创造力导向的课程，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

尽管CPS已经被广泛研究，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仍不完全明确。已有研究指出，创造性问题解决与多种心理特质相关，如设计思维、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设计思维作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强调通过创造力和实践来解决复杂问题。实证研究显示，设计思维不仅提升了学习者的创造力和参与度，还在教学设计和学习效果评估中被越来越多地采用。然而，CPS和设计思维虽然在框架和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强调对问题的理解、创造性过程的应用以及解决方案的实施。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心理特质如何影响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者整合了Costa（2001）提出的习惯性思维（habits of mind）框架，与设计思维和CPS过程模型相结合。习惯性思维是指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倾向于启动思考、坚持探究并调整视角的心理倾向，它涵盖了对思考的态度、信念和认知取向。Small（2020）进一步指出，习惯性思维结合了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构成了问题解决的心理基础。在教育心理学中，设计思维心态、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等构念被广泛研究，作为代表性的心理倾向。

已有研究表明，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成长型思维与创造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批判性思维倾向则在自我效能感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设计思维导向的课程也被发现能够增强学生的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因此，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在将心理倾向转化为创造性行为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大多数先前研究集中在单一路径的中介效应上，而较少有研究测试了整合的双重中介过程，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序列多重中介模型，探讨设计思维心态如何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研究关注这些构念之间的连锁心理过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阐明认知倾向如何被内化并转化为创造性行为。研究结果不仅填补了创造性问题解决心理路径的理论空白，还为以设计为导向的课程和以创造力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提供了实证支持。

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基于Ladachart等人（2022）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建立在Dosi等人（2018）提出的概念框架之上。实证研究发现，参与基于设计思维的课程后，学生在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倾向和创造性信心方面均有所提升，这表明设计思维心态具有发展性，并且与创造性表现密切相关。研究者还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模型和测量工具的效度，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者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从台湾南部的五所职业高中招募了11年级学生作为样本。样本量为464人，研究数据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之间进行收集。为了确保数据的代表性，研究者发放了570份问卷，最终回收了500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过程中，研究者首先计算了各子量表的总分，通过将各维度下的项目得分相加得出。随后，研究者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其分布是否符合正态性假设。根据SPSS的指导原则，偏度和峰度值在-1到+1之间表明数据呈正态分布，而在-2到+2之间的值则被视为可接受的。研究结果显示，问卷数据的分布总体上符合正态性假设，从而确保了后续分析的准确性。

研究结果表明，设计思维心态与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关系，同时也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的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这意味着，设计思维心态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还通过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进一步促进其在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这一发现强调了心理倾向在创造性行为中的重要性，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

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通过修改和优化测量工具，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学生在设计思维心态、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的表现。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测量方法。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指出，设计思维心态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心理过程实现的。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连接设计思维心态与创造性表现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心理倾向在创造性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影响个体的思维过程，还决定了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对策略和行动能力。

研究者还提到，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设计思维和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研究系统地分析这些心理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序列多重中介模型，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这一模型不仅揭示了设计思维心态如何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影响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还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教育者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间接提升其设计思维能力，从而促进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表现。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心理倾向在创造性行为中的核心作用，表明教育者应关注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的心理发展。其次，研究结果支持了以设计为导向的课程和以创造力为导向的教学方法，为职业教育课程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研究还指出，未来的教育研究应更加关注心理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机制。

总之，本研究通过构建和验证一个序列多重中介模型，揭示了设计思维心态如何通过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倾向间接影响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关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心理机制理论，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培养学生的心理倾向是提升其创造性能力的关键，这为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课程和教学方法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