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与跨国反性别运动：通过酷儿政治经济学解读同性恋道德恐慌现象

《Globalizations》：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transnational anti-gender movement: making sense of gay moral panics through queer political economy

本研究运用queer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反性别运动中道德恐慌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联。以加纳为例，揭示经济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与性别权力关系的交织，探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如何通过恐慌叙事推动反LGBTQ+立法，特别是2024年通过的反同法案。研究指出家庭价值观在危机中被重构为政治工具，性别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互为条件。

　　本研究从“酷儿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跨国反性别运动的策略及其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深层联系。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同性恋道德恐慌”与反性别形成之间的互动，揭示这些现象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并通过具体案例——加纳2024年通过的“反LGBTQ+法案”——来展现这种关联。研究的核心在于理解性别和性权力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更是其存在条件，即这些关系在危机形成和其相关政治现象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 一、反性别运动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联

近年来，反性别运动在欧洲和拉丁美洲被广泛视为“全球右翼”（Global Right）的一部分，尤其是与极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相关联。然而，在非洲，这种运动往往被理解为美国“文化战争”中基督教右翼力量的延伸，或是殖民历史和后殖民民族主义的延续。这一分析框架忽略了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结构性角色。文章提出，将反性别运动与资本主义危机联系起来，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因。

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衰退或社会动荡，它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冲突。这些危机往往表现为结构性的不平等、经济不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断裂，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性别运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反动”或“政治反弹”，而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危机相互关联、相互塑造的策略性行为。通过制造“道德恐慌”，这些运动试图重新定义社会的边界，将某些群体（如同性恋者）视为威胁，从而为更广泛的权力重构提供合法性。

### 二、道德恐慌作为反性别运动的策略工具

道德恐慌是一种通过夸大或制造对特定群体的恐惧，来为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提供支持的策略。在反性别运动中，道德恐慌往往围绕性别和性少数群体展开，将他们描绘为“他者”，并声称他们对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这种恐慌不仅影响公众舆论，还推动政策变化，如法律和教育体系的调整。

在加纳，道德恐慌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例如，2019年的“性教育风波”（CSE brouhaha）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导致政府最终放弃了原本计划实施的全面性教育政策。这一事件反映了道德恐慌如何被用来干预国家政策，并通过社会压力迫使政府采取保守立场。同样，2021年同性恋社区中心的关闭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应，媒体、宗教团体和政治人物共同构建了一个将同性恋视为“外部威胁”的叙事，以此作为对社会变革的抵抗。

这些道德恐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危机相联系。例如，加纳近年来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包括通货膨胀飙升、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和贫困率上升。这种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使得政治权力的争夺更加激烈，而道德恐慌则成为巩固现有权力结构的一种方式。反性别运动通过制造对“非传统家庭”或“性别越界”的恐惧，不仅回应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焦虑，还试图重塑国家治理和公民身份的边界。

### 三、反性别运动的多尺度特征

反性别运动在加纳的兴起具有多尺度的特征。它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变化中，还涉及地方层面的宗教活动、媒体叙事和民间组织的互动。例如，2019年世界家庭大会（WCF）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办的区域会议，不仅汇集了来自政府、媒体、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参与者，还通过跨国家的协调推动了反性别政策的形成。这种跨尺度的运作模式表明，反性别运动并非由单一的国家力量主导，而是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跨国基督教右翼组织如WCF与国内的反性别团体如加纳国家联盟（National Coalition）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组织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策略性话语引导公众舆论，推动政策议程。例如，WCF在加纳的活动强调“家庭价值”和“经济理性”，将同性恋视为对家庭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威胁。这种话语策略不仅在加纳，也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反性别运动中被广泛采用。

此外，地方层面的宗教和文化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加纳的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基督教团体，尤其是加纳灵恩派与五旬节派教会（GPCC）和加纳基督教理事会（CCG），在推动反性别政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宗教团体不仅在道德层面谴责同性恋，还通过与政治和媒体的联盟，为反性别立法提供了合法性。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如何在宗教话语中被重新定义，并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 四、性别与性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角色

文章指出，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而是其结构性构成。在加纳，这些关系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紧密相连，尤其是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背景下。社会再生产指的是维持社会运作的基本活动，如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这些活动往往受到冲击，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则成为这种不平等的体现和强化机制。

例如，加纳的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她们的劳动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支撑。然而，这种劳动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或补偿，反而成为反性别运动攻击的对象。通过将女性的劳动与“传统家庭”和“性别规范”相绑定，反性别运动试图重新确立性别秩序，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性别和性权力关系还与种族和阶级结构交织在一起。在加纳，种族和阶级差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而反性别运动则通过强调“非传统家庭”或“性别越界”等概念，将这些差异转化为道德或文化问题。这种策略不仅强化了现有权力结构，还为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 五、道德恐慌与社会再生产的相互关系

道德恐慌不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它还与社会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社会再生产变得越来越脆弱，而道德恐慌则成为一种对这种脆弱性的回应。通过将同性恋者和性教育视为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威胁，反性别运动试图重新确立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并通过立法和政策手段加以巩固。

在加纳，这种道德恐慌的制造和传播与社会再生产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例如，2021年同性恋社区中心的关闭，不仅是对性别规范的挑战，也是对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干预。政府和宗教团体通过关闭社区中心，试图将社会再生产的责任重新置于家庭和传统性别角色之上，从而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策略反映了道德恐慌如何成为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部分，并通过政治手段加以强化。

此外，道德恐慌还与经济危机的某些方面相互作用。例如，加纳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而反性别运动则通过制造道德恐慌，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性别越界”或“文化堕落”。这种叙事不仅转移了公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还为反性别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和性权力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缩影，而道德恐慌则是这些关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体现。

### 六、跨尺度的分析与政策后果

通过对加纳反性别运动的多尺度分析，文章揭示了这些运动如何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首先，在国家层面，反性别运动通过立法和政策手段，试图重塑性别规范和社会秩序。例如，2024年通过的“反LGBTQ+法案”不仅加强了对同性恋的法律限制，还试图将性别和性问题纳入国家治理的核心议程。

其次，在地方层面，宗教和媒体成为道德恐慌的主要传播渠道。例如，灵恩派和五旬节派教会通过宗教布道和媒体宣传，将同性恋描绘为“道德败坏”和“异端”的象征，从而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变革提供社会支持。这种地方层面的动员不仅影响了公众舆论，还塑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后，在全球层面，跨国基督教右翼组织如WCF通过资助和指导加纳的反性别运动，使其成为全球反性别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策略性话语和活动，将加纳的反性别运动与更广泛的全球文化战争相联系。这种全球与地方的互动表明，反性别运动并非单一国家内部的现象，而是跨国资本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反性别运动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道德恐慌不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还反映了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在加纳，这种道德恐慌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相互交织，成为巩固现有权力结构、重新定义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从“酷儿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性别运动不仅仅是对社会变革的反应，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通过将性别和性问题纳入国家治理和经济政策的讨论，这些运动试图重新确立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并为更广泛的权力重构提供合法性。因此，理解反性别运动需要超越传统的文化或政治分析，转而关注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性别和性权力关系如何嵌入和塑造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在不同尺度上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反性别运动并非一种单一的“文化反动”，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的政治策略。通过这种策略，某些群体被重新定义为“他者”，从而为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巩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此外，文章还强调，解决性别和性不平等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权利话语或单一的政策干预。相反，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并推动更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性别和性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而道德恐慌和反性别运动的影响力才能被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