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不同代际的避孕偏好：来自印度尼西亚千禧一代和Z世代（出生于2000年后）的见解

《Open Access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Understanding Contraceptive Preferences Across Generations: Insights from Indonesian Millennials and Zillennials

这项研究旨在了解千禧一代和Z世代女性在避孕方法使用上的差异，包括使用率、方法类型及影响因素。通过分析2012和2022年印尼国家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发现两代人在教育程度、居住地、家庭收入、互联网使用等方面对避孕方法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强调需针对不同世代的特征调整沟通策略和信息传播方式。

　　在当代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变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不同世代的女性在避孕方法的选择上呈现出独特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个人健康意识和生育观念的变化，还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关于“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Z世代”（Zillennials）在避孕方法使用上的差异，成为人口学和公共卫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印尼2012年和2022年的国家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揭示了这两个世代在避孕行为上的显著区别，以及影响其选择的多种因素。

印尼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人口结构复杂且多变。2022年，印尼总人口达到2.71亿，其中超过一半（53%）的人口属于千禧一代和Z世代。这一比例凸显了这两个世代在印尼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她们的避孕行为不仅有助于理解人口发展趋势，还能为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家庭规划政策提供依据。家庭规划政策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祉提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针对不同世代的个性化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千禧一代通常指的是1981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人群，而Z世代则是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群体。这两个世代在社会观念、科技使用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千禧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社会快速变革，包括经济转型、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对社会问题较为关注，并倾向于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相比之下，Z世代成长于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更加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且更注重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她们在避孕方法上的选择。

研究采用了横断面比较设计，分析了2012年和2022年印尼国家社会经济调查的二次数据，涵盖了31,345名千禧一代和23,942名Z世代的已婚女性。通过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多项逻辑回归分析，研究探讨了影响这两个世代避孕方法选择的变量。结果显示，年龄、居住地、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初婚年龄、已育子女数量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等因素与避孕方法的选择密切相关。其中，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短期避孕方法（SARCs）使用具有显著影响，而居住地和经济状况则对传统避孕方法的使用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千禧一代而言，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是短期避孕方法使用的主要预测因素。这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她们更倾向于选择易于使用和管理的避孕方式，而互联网的普及则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源，从而影响了她们的决策。相比之下，Z世代的短期避孕方法使用则与教育水平和已育子女数量相关。拥有较低教育水平或较少已育子女的Z世代女性更可能选择短期避孕方法。这可能与她们对生育的理性考量有关，即在经济负担较重或希望未来生育的情况下，短期避孕方法因其灵活性和可逆性而更受欢迎。

在传统避孕方法的选择上，千禧一代的使用受到年龄和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年轻女性和互联网用户更倾向于使用传统方法，这可能与她们对现代避孕方法的认知不足或对传统方法的偏好有关。而对于Z世代而言，居住地和教育水平是传统方法使用的关键因素。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女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更可能选择传统避孕方法。这一现象可能与城市地区现代避孕方法的普及程度以及传统方法在某些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有关。尽管城市地区的现代避孕方法更加容易获得，但部分女性仍倾向于使用传统方法，这可能与其对副作用的担忧、对现代方法的不熟悉或对传统方法的依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避孕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注射类避孕和口服避孕药仍然是两个世代中最常用的避孕方式。这种一致性表明，无论年龄如何，这些方法因其简便性和有效性而受到广泛欢迎。然而，不同世代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比例上略有不同，千禧一代的使用比例略高于Z世代。这可能与两代人在生育观念、家庭结构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有关。千禧一代可能更倾向于计划性生育，而Z世代则可能在生育意愿上更加灵活，这与她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广泛的互联网使用有关。

此外，研究还发现，两个世代在避孕使用上的主要障碍包括“其他原因”和“生育相关原因”。其中，“其他原因”涵盖当前怀孕、缺乏获取渠道或经济负担等因素，而“生育相关原因”则涉及对生育的考虑和对避孕方法的担忧。这两个因素在两个世代中都具有显著影响，表明避孕行为不仅受到个人偏好和健康意识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从研究结果来看，尽管两个世代在避孕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她们的决策都受到理性思维的影响。无论是千禧一代还是Z世代，她们在选择避孕方法时都倾向于基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和健康考虑做出决定。这种理性决策的特征表明，现代避孕方法的推广和普及需要更加注重信息传播和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帮助不同世代的女性更好地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方式。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数据仅涵盖已婚女性，这可能忽略了未婚女性或处于非婚状态的女性在避孕方法上的选择。此外，研究未深入探讨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对避孕行为的影响，而事实上，社交媒体在年轻女性获取健康信息和避孕知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社交媒体在避孕决策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信息渠道对不同世代女性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揭示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避孕方法使用上的显著差异，并强调了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在影响她们避孕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发现，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工作者需要采取更加个性化的策略，以满足不同世代女性的需求。例如，针对千禧一代，可以加强教育和信息传播，以提高她们对现代避孕方法的接受度；而对于Z世代，则可以进一步推广数字平台上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以帮助她们做出更加科学和理性的避孕决策。

同时，研究也指出，尽管两个世代在避孕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对避孕方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这意味着，家庭规划政策的制定应更加注重个人需求和健康意识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推广。此外，避孕方法的普及和推广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在传统观念较为根深蒂固的地区，如何在尊重文化习惯的基础上，提高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率，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世代女性的需求，政策制定者应加强对避孕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此外，提高避孕方法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也是促进避孕行为的重要措施。无论是短期避孕方法还是长期避孕方法，都需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以确保所有女性都能获得安全、有效的避孕选择。

最后，研究强调了信息传播和教育在促进避孕行为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加强信息传播，可以提高女性对避孕方法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减少因误解或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避孕方法使用不当。同时，教育工作应针对不同世代的特点进行调整，以提高其效果。例如，针对千禧一代，可以采用更加系统化的教育方式，以增强她们对现代避孕方法的接受度；而对于Z世代，则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以更贴近她们生活方式的方式传播避孕知识。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避孕方法使用上的差异，还为未来的家庭规划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理解不同世代女性的避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政策制定者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和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避孕方法的使用率，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