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的孩子》：记忆、创伤与纳克巴（Nakba）叙事中的童年重构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child that I left behind’: memory, traum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in Nakba narratives

本文通过34位巴勒斯坦难民的童年记忆研究，挑战西方创伤理论框架，提出殖民生成创伤概念。研究发现难民儿童通过感官抑制、记忆策略和身份重构实现生存，其童年记忆成为抵抗殖民叙事的文化政治实践，揭示了殖民暴力系统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全面破坏与重构。

　　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巴勒斯坦难民儿童的童年记忆，揭示了流离失所与生存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些记忆不仅体现了个体创伤，更展现出殖民结构对儿童的系统性压迫，挑战了西方传统创伤理论将创伤视为独立、时间有限且可通过治疗解决的单一模式。相反，本文强调，巴勒斯坦儿童的创伤源于殖民制度的结构性暴力，而非个体心理的病理化表达。通过34位来自Lydda的巴勒斯坦难民儿童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溯，更是儿童在殖民暴力持续影响下构建生存策略与抵抗实践的复杂过程。

研究发现，巴勒斯坦儿童经历了一种被称为“unchilding”的现象，即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童年，被迫提前承担成人的责任。这种现象通过多种机制实现，包括对儿童的存在进行抹除（invisibilization）、将儿童视为非人（dehumanization），以及将他们置于极端生存压力下，迫使他们迅速成长并适应残酷的现实。例如，Ali在1948年纳克巴（Nakba）期间只有8岁，却不得不为年幼的姐妹取水，忍受酷热与赤脚行走，目睹死亡与流离失所。他回忆道：“我无法回忆起任何关于Lydda的童年记忆，因为这场痛苦从未被治愈。从那时起，我从未能回到那个孩子般的自我。”这种记忆的断裂不仅是一种心理创伤，更是一种对殖民暴力的抵抗形式，表明儿童并未被简单地视为受害者，而是以主动的方式应对压迫。

研究还揭示了巴勒斯坦儿童在流离失所过程中发展出的多种生存策略。例如，通过“选择性感官沉默”（selective sensory silencing）来避免对暴力的直接感知，以及通过“策略性记忆压抑”（strategic memory suppression）来保护自身免受创伤的持续影响。这些策略并非被动的反应，而是儿童在极端环境下主动构建的适应机制。Layla在回忆自己被迫离开家园的经历时提到，士兵对她的尖叫和泪水视而不见，她因此学会沉默，以避免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这种沉默不仅是对身体伤害的回应，也是对殖民权力的抵抗方式，使她能够在恶劣环境中维持心理平衡。

与此同时，研究也关注了儿童记忆中如何保存和重构对“家园”（al-blad）的归属感。许多受访者表示，尽管他们的童年已被暴力摧毁，但他们仍通过回忆Lydda的欢乐时光来获得心理慰藉。Naela回忆道：“我在Lydda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我们在花园里玩耍，祖母为我们讲故事，祖父请老师来家中教学。”这些记忆不仅代表了过去的美好，更成为一种心理避难所，帮助她应对在难民营中的困境。她提到，每当感到压力时，她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坐在Lydda的花园中，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儿童的这种记忆实践也反映了他们对身份和集体意识的坚持。Suha虽然从未亲身经历过Lydda，但她通过父亲讲述的故事和回忆，将Lydda视为自己的“根”。她说：“我提醒自己和孩子们我们的房子在Lydda，这让我感到有价值，不会放弃在这片混乱之地的生活。”这种记忆的传承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安慰，更是集体记忆的延续，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一种持续抵抗殖民暴力的方式。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儿童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和日常行为来维持对自我和社区的认同。Ali继续与他的孩子分享他在Lydda最喜欢的游戏——“七块石头”，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延续，也是一种身份重建的手段。Majed则通过讲述Lydda的故事和分享巴勒斯坦文学，强化了自己和孩子们对家园的连接，使他们能够在流亡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与归属感。这些行为表明，儿童并非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主动参与记忆塑造与身份维护的主体。

然而，这些记忆与生存策略并非无代价地存在。它们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痛苦与压抑，反映出殖民暴力对儿童身心的长期影响。例如，Safaa在难民营中生活，她的童年被饥饿与缺乏教育所剥夺，但她通过回忆Lydda的童年，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她说：“他们决定我们何时能移动、吃什么、住在哪里。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记得Lydda，这让我感到安全。”这种对过去的依赖既是心理慰藉，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抵抗。

研究还指出，西方心理学和创伤理论在理解巴勒斯坦儿童的体验时存在严重局限。这些理论往往将儿童的创伤视为需要治疗的个体问题，忽视了其在殖民结构下的集体性与结构性根源。例如，当George描述他目睹母亲因缺水而去世时，西方视角可能将其视为一种病理化的反应，而他的叙述则显示，这种沉默与压抑实际上是生存策略的一部分。他回忆道：“我关上了嘴巴，也不再哭泣，因为我必须继续前行。”这种行为不仅反映了他面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挑战了西方对儿童的刻板印象，即他们必须被保护，而非被训练为应对暴力的主体。

研究进一步指出，巴勒斯坦儿童的记忆与生存策略不仅在个人层面具有意义，也在集体层面构成了对殖民暴力的抵抗。这些记忆通过家庭、社区和文化实践得以延续，成为一种“文化政治的范畴”（cultural-political category），帮助难民在持续的流离失所中寻找身份认同与心理韧性。儿童的记忆并非仅仅是历史的遗存，而是与现实的生存策略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抵抗空间。

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儿童记忆作为抵抗殖民暴力的一种方式，挑战了西方知识体系对创伤与生存的单一理解。通过强调巴勒斯坦儿童的主体性与文化智慧，本文呼吁学术界和专业领域重新审视创伤理论，将其从个体病理学转向结构性分析。同时，研究也表明，儿童的创伤与生存策略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现实。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描绘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儿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儿童的体验不应被简化为需要外部干预的被动对象，而应被视为主动参与社会与政治建构的主体。

此外，本文强调了对儿童记忆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殖民暴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这些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塑造。它们通过代际传递，成为一种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工具，帮助儿童在充满压迫的环境中找到意义与希望。这种记忆的持续性也表明，殖民暴力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某个历史时刻，而是贯穿于巴勒斯坦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个体与集体的心理状态。

最后，研究呼吁学术界和专业领域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重新思考如何理解与干预儿童的创伤。它强调，任何关于儿童的理论或实践都必须考虑到其文化、历史与政治背景，而非简单地套用西方框架。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更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儿童，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儿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即从个体心理转向集体经验，从病理学转向文化政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儿童在殖民暴力下的生存智慧，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