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认知价值如何影响"证据的证据"原则：来自认知分工的启示

《Episteme》：Learning from Others’ Evidence: A Focus on Non-Epistemic Values

本文探讨了非认知价值对"证据的证据是证据"(EEE-Slogan)原则的制约作用。作者Anna-Maria Asunta Eder通过分析认知分工中同行学习的过程，揭示了当研究者与同行在非认知价值上存在差异时，EEE-Slogan的适用性会受到限制。研究提出了两个核心论证：一是基于推理承诺的差异性，二是基于证据分类的标准差异。该研究对科学合作和证据评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今天，认知分工已成为常态。研究者们常常需要依赖同行的研究成果来推进自己的研究，这种依赖关系在证据评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当我们仅仅知道同行拥有支持某个假设的证据，但并不清楚具体证据内容时，应该如何评估这些"证据的证据"的价值？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理解"证据的证据是证据"这一认识论原则的适用条件。

长期以来，认识论领域普遍接受由Feldman提出的EEE-Slogan原则："证据的证据是证据。更准确地说，证明存在支持h的证据本身就是支持h的证据"。这一原则看似直观，但在实际科学合作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涉及人类健康、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研究者的非认知价值（如伦理、文化、实践等价值观）可能会深刻影响他们对证据的解读和评估。

Anna-Maria Asunta Eder的这项研究正是针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作者通过深入分析认知分工中的同行学习机制，揭示了非认知价值差异如何制约EEE-Slogan原则的有效应用。研究指出，当研究者与同行在非认知价值上存在显著差异时，即使得知同行拥有支持某个假设的证据，也不意味着自己就真正获得了支持该假设的证据。这一发现对科学合作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提醒我们在依赖他人证据时需要谨慎考虑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概念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作者基于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框架，通过两个典型案例（交互效应离婚研究和边界恶性肿瘤案例）来具体说明非认知价值如何影响证据评估。研究重点考察了推理承诺和证据分类这两个关键环节，分析了非认知价值差异如何通过这些环节影响EEE-Slogan原则的适用性。

推理承诺与非认知价值

研究首先探讨了推理承诺与非认知价值的关系。推理承诺反映了研究者对证据标准的把握，决定了他们如何根据证据调整对假设的置信度。作者通过交互效应离婚研究的案例说明，研究者对群体异质性的价值立场会影响他们关注主效应还是交互效应，进而影响推理承诺的形成。例如，重视群体内部差异的研究者更可能考虑交互效应，而强调统一性的研究者可能只关注主效应。这种价值导向的差异会导致即使面对相同证据，不同研究者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推理承诺，从而影响EEE-Slogan原则的适用。

证据分类与非认知价值

第二个论证聚焦于证据分类过程中的非认知价值影响。作者引用Douglas关于二噁英致癌性研究的案例，说明在面对边界案例时，研究者对假阳性和假阴性错误的容忍度差异会影响证据分类决策。重视公共健康保护的研究者可能倾向于将更多边界案例归类为恶性肿瘤，而关注经济成本的研究者可能采取更保守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标准的价值依赖性使得同行证据的可接受性受到非认知价值差异的制约。

对EEE-Slogan的批评与回应

针对可能出现的批评，作者进行了深入讨论。有观点认为存在客观的证据标准，非认知价值不应影响证据评估。但作者指出，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研究者必须选择关注哪些数据方面、考虑哪些替代假设，这些选择本身就受到非认知价值的影响。即使存在客观标准，在实际应用EEE-Slogan时，研究者仍需判断同行是否遵循相同的证据标准，而价值差异正是影响这一判断的关键因素。

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最后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首先是如何通过公开和协商非认知价值来促进认知分工；其次是探讨专家证据在价值差异情境下的可靠性问题；最后是研究多个异质性证据来源的累积效应问题。这些方向对于完善科学合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将非认知价值因素引入证据评估的讨论，突破了传统认识论过于关注证据形式规范的局限。作者通过精细的概念分析和典型案例，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价值因素如何实质性地影响科学推理过程。这一研究不仅对哲学认识论有理论意义，对科研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提醒科学共同体在促进合作时需要重视价值共识的建立。

研究强调，在涉及重大利益的科学研究领域，忽视非认知价值差异可能导致证据评估的偏差。因此，在应用EEE-Slogan原则时，研究者需要保持价值敏感性，审慎评估同行证据的可接受性。这一认识对于提高科学合作的效率和可靠性，促进负责任的研究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