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西兰（Aotearoa）大学样本中关于自杀的交互心理理论以及绝望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Mental Health》：Understanding the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 and the Role of Hopelessness Within a University Sampl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自杀风险影响因素及人际无望感量表验证研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394名新西兰大学生数据，发现负担感、归属感、死亡无惧与人际无望感的四维交互显著预测自杀风险，且人际无望感比贝克量表更具解释力。验证了人际无望感量表在新西兰背景下的单因子结构（α=0.94）和良好效度。

　　自杀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导致约70万死亡，并且与之相关的自杀行为更为普遍，估计有25倍于死亡的自杀尝试（世界卫生组织，2021）。在大学校园中，自杀念头和行为的高发率使得该群体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脆弱人群。根据最新数据，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入学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自杀念头，而2.3%的人曾尝试过自杀（Mortier等人，2025）。然而，尽管这一群体面临显著的自杀风险，目前关于自杀心理机制的研究在大学背景下的探索仍显不足，特别是在新西兰这一文化和社会背景特殊的地区。

本研究基于“人际心理自杀理论”（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 IPTS）进行分析，该理论由Joiner等人提出，认为自杀行为的产生涉及多个心理因素的复杂互动。IPTS的核心观点是，当个体感受到“被负担感”（burdensomeness）和“归属感缺失”（thwarted belonging）时，如果同时伴随着“绝望感”（hopelessness），可能会引发自杀念头。而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若进一步具备“对死亡的无畏感”（fearlessness about death），则可能促使个体从自杀念头转向实际行动。

尽管IPTS在理论上提供了理解自杀行为的框架，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该理论的个别组成部分，而非整体模型的验证。此外，关于“绝望感”在理论中的作用，学者们也存在争议，即应使用“人际绝望感”还是“一般绝望感”来评估其对自杀风险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检验这一理论，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绝望感测量方式：一种是广泛用于评估个体对未来负面预期的“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另一种是专门为IPTS设计的“人际绝望量表”（Interpersonal Hopelessness Scale），以更精准地捕捉与人际需求相关的绝望感。

研究对象为新西兰某大学的435名本科生，其中394人完成了与理论核心要素相关的在线调查。通过分析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使用人际绝望感还是一般绝望感，绝望感与其他三个因素（被负担感、归属感缺失、对死亡的无畏感）之间的四因素交互作用均与自杀风险显著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在新西兰大学环境中，绝望感不仅是自杀行为的一个独立风险因素，更是与其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变量。因此，将绝望感纳入IPTS模型的评估，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干预大学学生的自杀风险。

研究还发现，人际绝望感在模型中的表现更为显著，它不仅能够解释更多自杀风险的变异，而且其效应大小也更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人际绝望感直接反映了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所感受到的无力感和对未来改善的悲观预期，而一般绝望感则更多关注个体对未来整体的负面展望。因此，使用专门针对人际因素设计的绝望感量表，可能更有效地揭示自杀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多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来检验IPTS模型的有效性。首先，模型1评估了被负担感、归属感缺失和对死亡的无畏感之间的三因素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三因素交互作用在模型中未能显著解释自杀风险。然而，当将绝望感纳入模型后，四因素交互作用（被负担感、归属感缺失、对死亡的无畏感和绝望感）在两种绝望感测量方式下均与自杀风险显著相关。这一发现不仅支持了IPTS的理论框架，也强调了在自杀风险评估中，绝望感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研究还发现，人际绝望感量表在新西兰大学样本中的心理测量特性良好，其内部一致性较高，且适用于连续变量的分析。相比之下，一般绝望感量表虽然在某些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在本研究中未能像人际绝望感那样显著影响自杀风险。这表明，在评估自杀风险时，使用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绝望感量表可能比使用普遍的绝望感量表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

本研究的结果对大学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在评估自杀风险时，不应仅关注被负担感和归属感缺失等个体心理因素，而应将绝望感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纳入考虑。其次，研究指出，针对人际绝望感的干预措施可能比针对一般绝望感的措施更具针对性，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反映了个体在特定人际关系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因此，大学心理健康团队在提供支持时，应特别关注学生对自身被负担感和归属感缺失的绝望体验，并据此设计个性化的干预策略。

此外，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仅来自新西兰的一所大学，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整个新西兰的大学环境。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多大学中进行验证，以确保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本研究使用的是一个综合性的自杀风险量表，虽然这种方法在以往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其可能掩盖了特定的自杀念头或尝试的路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评估方法，以更精确地识别不同类型的自杀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大学学生的自杀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新西兰这一特定背景下。通过引入两种不同类型的绝望感测量方式，研究不仅验证了IPTS理论的有效性，还揭示了绝望感在自杀行为中的核心作用。这些发现为大学心理健康服务的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未来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指明了方向。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IPTS模型的适用性，并评估特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大学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