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差异对工作要求、工作控制与危险饮酒行为之间关联的影响：来自斯德哥尔摩公共卫生队列研究的结果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job demands, job control, and hazardous drinking: results from the Stockholm Public Health cohort

工作需求与控制模型（JDC）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危险饮酒关联存在异质性，高应变岗位显著增加饮酒风险，而主动工作则具有保护性。研究基于斯德哥尔摩公共健康队列数据，通过纵向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发现，不同职业对JDC分类（如高应变、被动、主动、低应变）的敏感性不同，如手工职业高应变与危险饮酒强相关，而管理、教育职业中低决策权与高饮酒风险并存。结果提示需结合职业特征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

　　在当代社会，工作环境与个体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在职业健康领域，工作中的心理压力和应对机制可能对酒精使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酒精相关问题不仅对个人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沉重负担。以瑞典为例，2017年因酒精相关问题造成的社会成本被估算为每年约100亿欧元（Rambo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AB, 2019）。这种高昂的成本反映了酒精滥用在职场中的普遍性及其对生产力的负面影响，包括出勤率下降、病假增多、失业率上升以及整体工作效率的降低（Ramboll Management Consulting AB, 2019; J?rgensen et al., 2019; Landberg & Ramstedt, 2020; Th?rrisen et al., 2019）。鉴于成年人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用于工作，研究工作环境如何影响酒精使用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酒精使用行为的差异性在不同职业群体中表现明显。一些研究发现，管理人员、行政与客户服务人员、建筑工人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的酒精使用率较高（Centre for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20; Gripe & Ramstedt, 2024; Moan et al., 2024; Thompson & Pirmohamed, 2021）。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职业群体之间的酒精使用差异，但对这些差异的成因尚不完全清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心理社会工作环境的差异。心理社会工作环境指的是工作中对个体的期望与个体对工作内容的掌控程度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广泛研究的“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DC模型）所涵盖，该模型认为，高需求与低控制的工作条件（即高压力工作）可能导致健康问题，而高控制与低需求的工作条件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Karasek & Theorell, 1990）。

然而，关于工作需求与控制模型（JDC）与酒精使用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某些研究发现，高压力工作与酒精滥用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尤其是在男性群体中（Almroth et al., 2022; Crum et al., 1995; Roche et al., 2015），而另一些研究则未能发现这种联系（Gimeno et al., 2009; Heikkil? et al., 2012）。同样，被动型工作（低需求、低控制）与酒精使用行为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研究指出被动型工作可能增加酒精相关问题的风险（Almroth et al., 2022），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其影响仅限于男性（Hemmingsson & Lundberg, 2006）。此外，被动型工作与酒精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具体行为类型而异，例如与突发性饮酒（HED）的联系可能比与频繁饮酒更为显著（Gimeno et al., 2009）。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源于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以及职业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本研究采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共卫生队列（SPHC）的数据，结合了两个基线调查（2006年和2010年）和一个四年的随访期，以探讨不同职业群体中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DC）与酒精滥用之间的关系。研究样本包括25,143名参与者（2006-2010年）和18,517名参与者（2010-2014年），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22,192人。该样本涵盖了广泛的职业群体，包括管理人员、科技与工程人员、医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商业与市场人员、行政与监督人员、文职支持人员、服务与销售人员、建筑工人、手工艺人以及机器操作人员。研究还利用了国家注册数据库LISA来补充缺失的职业信息和经济数据。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工作需求与控制对酒精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不仅考察了JDC的整体分类（高压力、被动、主动、低压力），还单独分析了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的具体指标。工作需求包括诸如“是否经常感到时间紧张”和“是否面临矛盾的工作要求”等问题，而工作控制则涉及“是否拥有决定工作内容的自由”和“是否能够自由决定工作方式”等指标。这些指标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s alpha）确认了其可靠性，并被用于构建综合的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指数。在随访调查中，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是否在四年内表现出高风险饮酒行为（如每月至少一次饮酒超过5标准单位或每周男性饮酒超过14标准单位、女性超过9标准单位）来定义酒精滥用。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职业群体中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DC）与酒精滥用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整体样本中，高压力工作（低控制、高需求）与酒精滥用之间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而主动型工作（高控制、高需求）则显示出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这些趋势在不同职业群体中表现不一。例如，在手工艺人中，高压力工作与酒精滥用之间的关联尤为显著，其比值比（OR）达到5.36，而在服务与销售人员中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其OR为0.61，表明主动型工作可能对某些职业群体具有更强的保护作用。同样，被动型工作（低控制、低需求）在大多数职业群体中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关联，但在科技与工程领域中，其OR为0.48，表明可能存在一定的保护作用。

此外，单独分析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的具体指标也揭示了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例如，时间紧张（一种高需求指标）在某些职业群体中表现出保护作用，尤其是在商业与市场人员中，其OR为0.66，表明时间紧张可能促使这些群体减少酒精使用。相反，矛盾的工作要求（另一种高需求指标）在医疗工作者中显示出较高的OR（1.58），表明这种工作条件可能增加他们的酒精滥用风险。对于工作控制指标，低决策自由（低控制）在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其OR分别为4.16和2.94，而低技能利用（低控制）在文职支持人员中则显示出一定的保护作用（OR为0.70）。这些结果表明，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的具体指标对酒精使用行为的影响可能因职业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研究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在排除了基线期即已存在酒精滥用行为的个体后，研究发现JDC与酒精滥用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同样，排除了失业或病假的个体后，研究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此外，当将酒精滥用的定义标准放宽时，研究结果也保持了一致性。这表明，尽管存在一些潜在的偏差，如基线期数据的分类标准不同以及部分参与者可能低估了酒精使用行为，但整体趋势并未受到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还表明，职业群体的特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DC）与酒精滥用之间的关系。例如，男性主导的职业群体（如建筑工人和手工艺人）在高压力工作条件下表现出更高的酒精滥用风险，而女性主导的职业群体（如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则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此外，某些职业群体可能因工作内容的特殊性而对特定的工作条件更为敏感。例如，医疗工作者可能因工作中的矛盾要求而更容易出现酒精滥用行为，而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则可能因决策自由的缺失而面临更高的风险。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所使用的调查工具可能未能完全涵盖所有工作需求和控制的维度。此外，由于样本数据来自较早的时期，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尽管如此，研究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表明工作环境对酒精使用行为的影响并非普遍适用，而是因职业群体而异。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应考虑职业群体的特定需求和工作条件，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DC）与酒精滥用行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不同职业群体对工作条件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制定酒精滥用干预措施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而应考虑职业群体的特殊性。通过识别特定职业群体中影响酒精滥用的关键工作条件，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干预策略，从而减少酒精滥用带来的社会和健康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