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到的教练不当行为以及对旁观者（学生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幸灾乐祸心理和竞争心理的调节与中介作用

《Sport Management Review》：Observed coach incivility and bystander student-athlete well-being: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schadenfreude and competition

本研究探讨观察到的教练不文明行为对旁观者学生运动员幸福感的影响，引入恶意快感作为中介变量，竞争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韩国和美国学生运动员的实验研究，发现教练不文明行为显著降低两种幸福感，恶意快感中介其与幸福感的关联，且竞争环境强化了对幸福感的影响。

　　这项研究探讨了教练不礼貌行为对旁观者学生运动员幸福感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恶意喜悦”（schadenfreude）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在韩国和美国的两组实验中进行情景模拟，研究发现教练不礼貌行为不仅对直接遭遇此类行为的学生运动员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对旁观者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影响他们的享乐型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和伊德亚蒙型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研究还指出，教练不礼貌行为可能会降低旁观者的“恶意喜悦”水平，而这种情绪又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即提升享乐型幸福感，同时削弱伊德亚蒙型幸福感。此外，研究强调竞争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旁观者认为被教练不礼貌对待的对象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恶意喜悦”感受，并对幸福感产生更复杂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体育运动中的学生运动员幸福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深入研究，许多学者和体育管理专家意识到，学生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比赛压力以及教练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幸福感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例如，2022年的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学生运动员幸福感研究发现，与2020年相比，2021年报告的心理健康问题数量增加了1.5到2倍。这一趋势表明，体育环境中学生的心理状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理解教练行为如何影响学生运动员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教练不礼貌行为这一方面，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其对直接目标的影响，但对旁观者的间接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教练不礼貌行为通常指那些缺乏尊重、贬低或讽刺性的话语和行为，它们不仅违反了体育组织中的基本规范，还可能对学生运动员的心理状态造成深远影响。在体育团队中，这类行为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其他成员目睹或听到。这种旁观者的经历被称为“观察到的教练不礼貌行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反应，包括对不公平的感知、愤怒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担忧。这些反应不仅影响了直接受害者，还可能波及到旁观者，使他们产生“共受害”效应，即在心理上与受害者产生共鸣，从而感受到相似的情绪波动。

“恶意喜悦”作为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指的是当旁观者看到他人遭遇不幸时产生的愉悦感。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环境中，这种情绪尤为常见。研究提出，当教练对竞争对手表现出不礼貌行为时，旁观者可能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认为该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然而，这种情绪并不总是正面的，它可能削弱个体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进而影响伊德亚蒙型幸福感。因此，研究不仅关注教练不礼貌行为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还深入探讨了它如何通过“恶意喜悦”这一中介机制，以及竞争环境如何作为调节变量，对旁观者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采用了情景实验的方法，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控性。在韩国和美国分别进行的两组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四个不同的条件组：教练不礼貌行为和竞争情境、教练不礼貌行为和非竞争情境、非教练不礼貌行为和竞争情境、非教练不礼貌行为和非竞争情境。这种设计使得研究能够区分不同情境下教练不礼貌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在韩国，研究选择了大学生足球运动员作为对象，因为足球在韩国大学体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存在较强的竞争氛围。而在美国，研究涵盖了更多样化的体育项目，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在研究方法上，实验采用了一种控制变量的策略，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避免了社会期望偏差。研究者利用问卷调查中的语言进行情景描述，以确保参与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被描述的场景。同时，研究还测量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等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对幸福感的干扰。内在动机指的是对体育活动本身的兴趣和满足，而外在动机则与获得奖励、认可等外部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内在动机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而外在动机则可能削弱幸福感。

研究结果表明，教练不礼貌行为对旁观者的享乐型幸福感和伊德亚蒙型幸福感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教练对某位学生运动员表现出不礼貌行为时，旁观者不仅会感到不满，还可能产生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从而降低整体幸福感。此外，研究发现，当旁观者认为被不礼貌对待的对象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恶意喜悦”情绪，进而对幸福感产生更复杂的影响。在竞争情境下，教练不礼貌行为不仅可能提升旁观者的享乐型幸福感，还可能进一步削弱他们的伊德亚蒙型幸福感，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团队内部的相互尊重和协作精神，影响了学生运动员对自身成长和意义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指出，教练不礼貌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并非单一，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例如，竞争程度的高低会影响旁观者对教练不礼貌行为的反应，从而改变幸福感的走向。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旁观者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将教练的不礼貌行为视为一种“有利的信号”，认为这可能意味着竞争对手的失败，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然而，这种幸福感的提升是短暂的，且可能伴随着对团队合作和公平竞争的破坏，导致长期的负面影响。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教练不礼貌行为对团队氛围和组织文化的影响。在体育团队中，教练不仅是运动员的指导者，也是团队士气和氛围的重要塑造者。当教练表现出不礼貌行为时，不仅会影响直接目标的运动员，还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心理健康产生连锁反应。因此，体育组织和管理机构需要更加关注教练行为对团队整体幸福感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针对个别成员。

研究还指出，尽管教练不礼貌行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韩国，由于社会等级制度和体育体系中高度集权的教练文化，教练不礼貌行为可能更容易被接受，甚至被视为一种“训练方式”。而在美国，尽管体育体系相对平等，但对胜利的极度追求仍然可能导致教练行为的不当。因此，研究建议体育管理者和教练需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尊重和公平的体育环境，以减少教练不礼貌行为对学生运动员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最后，研究提出了若干实践建议，以帮助体育组织和管理机构更好地应对教练不礼貌行为带来的挑战。首先，体育组织需要重新审视“赢就是一切”的体育文化，避免将这种文化视为教练行为的合理化理由。其次，应加强教练培训，提高其在处理运动员问题时的道德和情感素养，以减少不礼貌行为的发生。此外，体育组织可以通过建立积极的竞争机制，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时减少因不礼貌行为引发的“恶意喜悦”和负面影响。通过这些措施，体育组织可以为学生运动员创造一个更加健康、支持性的环境，从而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