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控制与社会控制的场域：欧洲足球变革中的多重理性交织

《Sport in Society》：Stadiums of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ntrol: overlapping rationalities within European football’s transformation

足球经济自由化与安保政策共同驱动欧洲足球转型，海瑟尔事件后形成管控型球场空间，福柯理论揭示监管与商业利益的共生关系。

　　欧洲足球的演变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两个研究路径，探讨经济与安全理性在欧洲足球发展中的相互作用。这些路径分别强调了商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市场力量，以及风险与安全政治如何塑造了欧洲范围内的反球迷骚乱政策。这些观点虽然在分析重点上有所不同，但都认同1985年的海塞尔悲剧加速了欧洲足球向商业化和社交控制新纪元的转变，同时将球迷边缘化。然而，这两个路径很少被结合起来，以探讨经济与安全理性如何在特定语境下相互加强。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通过福柯的视角重新审视欧洲足球中利润追求与控制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些力量如何共同作用于欧洲足球场和相关空间，以表达经济和纪律性权力。

足球场不仅是体育活动的场所，更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缩影。在现代欧洲社会中，足球场常常被视为经济和纪律性权力的象征。欧洲足球的演变，特别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密切相关。许多学者，如肯尼迪和肯尼迪（2017）、金（2000、2003）、尼梅拉托（2018）等，都对欧洲足球的转型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经济或安全因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深刻地塑造了欧洲足球的现状，并影响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欧洲足球的历史进程中，经济与安全因素的交织关系逐渐显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洲赛事虽然为俱乐部足球提供了结构支持，但仍然由主权国家的足球联合会组织，并基于由欧足联协调的自主球员市场运作。这种模式意味着俱乐部只能从有限的电视转播收入中获益，这让俱乐部和其管理层感到不满。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电视市场的放松管制，欧洲足球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为“足球产业”或“足球经济”。这一时期，欧洲足球的商业价值迅速提升，俱乐部和欧足联也更加注重市场导向的运营模式。

与此同时，足球场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85年的海塞尔悲剧，不仅导致了39名尤文图斯球迷的死亡，还成为欧洲足球迈向“秩序与盈利”新纪元的转折点。在这一事件之后，欧洲足球的监管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对球迷行为的控制和对足球场安全标准的提升。这些变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更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政策相辅相成。例如，欧足联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欧洲冠军联赛，不仅改变了赛事的结构，还推动了对足球场安全和秩序的更高要求。

在分析这一转变时，福柯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福柯认为，安全是一种权力的延伸，不同于主权和纪律性权力，它关注的是整个群体的风险管理，而不是个体的惩罚。这种观点在欧洲足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对球迷行为的监控和规范方面。随着经济和安全理性的融合，足球场逐渐成为一种“受控空间”，既服务于商业利益，又承载着社会控制的功能。

在具体实践中，欧洲足球场的“全座”政策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足球场的物理结构，还重新定义了球迷的消费模式。全座足球场的引入，使得球迷从传统的站立看台转向了更为规范的座位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球迷之间的冲突，但也削弱了球迷的集体性表达。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也体现了安全理性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足球场成为一种“清洁空间”，其目标是创造一个无干扰、无风险的环境，以满足商业和媒体的需求。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在某些国家，如英格兰和德国，全座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一系列争议和挑战。例如，英格兰的希尔斯伯勒悲剧后，全座政策的推广被认为是对球迷安全的回应，但也引发了关于球迷权利的讨论。在德国，尽管国内联赛并未全面实施全座政策，但参与欧洲赛事的俱乐部仍需满足这一要求，以符合欧足联的标准。这种差异反映了欧洲足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以及在面对经济和安全双重压力时的适应策略。

随着欧洲足球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新的监管措施被引入，以应对球迷行为和安全问题。例如，欧足联对酒精销售的限制，以及对球迷行为的规范，都是为了确保足球赛事的秩序和商业价值。然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它们并未显著减少球迷暴力，反而可能加剧了某些形式的不平等。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生物识别和大数据监控等手段也被应用于足球场的安全管理，这些技术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对球迷行为的控制。

近年来，欧洲足球的监管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允许“安全站立”区域的设立。这一变化看似是对球迷需求的回应，但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以维持足球场的秩序和商业价值。允许安全站立不仅意味着对球迷行为的重新定义，也反映了足球场作为“受控空间”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得足球场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同时保持其作为商业和安全管理工具的核心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欧洲足球的演变不仅仅是技术或经济因素的推动，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足球场作为公共空间，其设计和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球迷群体的重新定位，从传统的“群体”转变为“消费者”。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球迷的行为模式，也改变了他们与俱乐部、欧足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球迷不再是单纯的观众，而是被纳入到一个更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框架中，成为市场运作的一部分。

此外，欧洲足球的演变还涉及到了对球迷文化和社会参与的重新定义。传统的球迷文化强调集体性和表达自由，而现代足球场的管理模式则更注重秩序和效率。这种转变使得球迷的集体行为受到更多的限制，同时也促使他们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些球迷组织开始通过合法途径参与足球场的管理和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文化传统。

总的来说，欧洲足球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经济、安全和社会权力的多重因素。从海塞尔悲剧到全座政策的实施，再到“安全站立”的出现，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足球场作为商业和安全空间的双重角色，也揭示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深层变革。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化对球迷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欧洲足球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