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育儿的质量是否在产后育儿压力与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对情绪调节能力的认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Family Process》：Does Coparenting Quality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Postpartum Parenting Stress and Perceptions of Emotion Regulation During Parenting?

父母压力通过共同育儿质量影响情绪调节效能感，性别差异显著，母亲压力直接影响效能，父亲则通过共同育儿间接作用。夫妻间存在压力传递效应，共同育儿质量受损会削弱另一方情绪调节信心。研究采用纵向设计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家庭系统视角下多级中介机制，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在当代社会中，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被视为影响育儿质量、家庭关系以及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育儿压力与父母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但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本文通过一项纵向、双人研究，探讨了育儿压力如何通过夫妻共同育儿质量这一中介因素，影响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感知。研究对象为144对父母及其子女，研究时间跨度从产后期到学龄前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育儿压力不仅影响父母自身的情绪调节感知，还可能通过降低夫妻共同育儿质量，间接影响另一方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这一发现对理解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通过干预手段改善育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育儿压力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父母自我效能感（Parental Self-Efficacy, PSE）是指父母对自己育儿能力的信心和信念。它在育儿行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影响父母是否能够以积极、适应性的方式应对育儿挑战。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的父母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积极育儿态度、更敏感的育儿行为，以及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反，低自我效能感则与父母抑郁、心理困扰以及育儿质量下降密切相关。尤其是在面对育儿压力时，父母可能会感到自身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的表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育儿压力通常被定义为“父母感知到的资源与育儿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它可能源于育儿责任的增加、孩子的行为或发展问题，以及夫妻关系的紧张。研究发现，育儿压力不仅影响父母的情绪状态，还可能削弱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导致在与孩子互动时感到更加焦虑或无力。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育儿压力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在压力较高的情况下，父母可能更难维持情绪的稳定，从而影响其育儿表现。

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育儿压力对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长期影响的深入探讨。本文通过纵向研究设计，进一步揭示了育儿压力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影响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夫妻共同育儿质量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 夫妻共同育儿质量的作用

夫妻共同育儿质量是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如何协作、支持彼此，以及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这一概念在家庭系统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强调了夫妻关系对整个家庭功能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共同育儿质量与父母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当夫妻关系和谐、合作良好时，父母往往能够更自信地应对育儿挑战，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反之，若夫妻关系紧张，共同育儿质量下降，父母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和育儿信心。

本文的研究发现，育儿压力可能通过降低夫妻共同育儿质量，间接影响父母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感知。在产后期，较高的育儿压力与较差的共同育儿质量相关联，而较差的共同育儿质量又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在学龄前阶段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判断。这一路径在父亲群体中尤为显著，表明育儿压力对父亲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更依赖于夫妻之间的互动质量。相比之下，母亲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受到更多内部因素（如抑郁、心理状态）以及与孩子关系（如亲子依恋）的影响，因此育儿压力对母亲情绪调节能力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研究还发现，育儿压力可能在夫妻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即一方的育儿压力会通过影响共同育儿质量，进而影响另一方的情绪调节能力。例如，当母亲报告较高的育儿压力时，其对共同育儿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传递给父亲，从而降低父亲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判断。这种“伙伴效应”表明，育儿压力不仅仅是个体问题，而是夫妻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通过改善夫妻关系来缓解。

###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和作用-伙伴互依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ing, APIM）相结合的方法。这些统计模型能够有效分析个体和伴侣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如何影响育儿相关的结果。

研究对象为144对父母及其子女，数据收集时间跨度较长，从产后期（婴儿出生后1个月、6个月、1年）到学龄前阶段（5.5岁）。研究使用了多种自我报告量表，包括育儿压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PSI）和共同育儿质量量表（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Scale, CRS）。这些量表被广泛应用于育儿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此外，研究还采用了“情绪调节在育儿中的感知”量表（Regulating Emotions in Parenting Scale, REPS），以评估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对自己情绪调节能力的感知。

研究结果表明，育儿压力与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在父亲群体中更为明显。同时，育儿压力通过共同育儿质量这一中介变量，进一步影响了父母的情绪调节感知。然而，对于母亲而言，这一路径并不显著，提示可能存在其他未被研究的机制在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

### 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研究发现，育儿压力对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父亲而言，较高的育儿压力与较差的共同育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较差的共同育儿质量又进一步降低了父亲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判断。这表明，父亲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更依赖于夫妻之间的合作与支持，而母亲的情绪调节能力则可能受到更多个体因素的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共同育儿质量在育儿压力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无论父母是母亲还是父亲，共同育儿质量的下降都会导致他们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判断降低。这一发现强调了夫妻合作在育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应关注如何通过改善夫妻关系来提升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育儿压力可能在夫妻之间产生“伙伴效应”，即一方的育儿压力会影响另一方的情绪调节能力。这种效应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均存在，但其强度和方向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当母亲报告较高的育儿压力时，其对共同育儿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传递给父亲，从而降低父亲的情绪调节能力。这种现象表明，育儿压力不仅仅是个体问题，而是需要从家庭系统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主要由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妻组成，因此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的多样性，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数据，这可能引入偏差，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观察法，直接评估夫妻共同育儿质量及其对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关注的是情绪调节这一特定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感，但育儿压力和共同育儿质量是否也影响其他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如身体照顾、教育指导等）仍需进一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育儿领域，以全面了解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机制。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对实际干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已有针对夫妻共同育儿质量的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实施时间点和效果仍需进一步验证。研究建议，这些干预措施应在产后期早期实施，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和育儿质量。同时，针对不同性别父母的干预策略也应有所区别，以更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育儿压力如何通过共同育儿质量影响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并强调了夫妻合作在育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一机制的普遍性，并开发更有效的干预策略，以帮助父母更好地应对育儿压力，提升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家庭和谐和儿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