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欧盟农业政策中自然价值的本质:一项批判性话语分析
《People and Nature》:Unravelling nature's values in EU agricultural policy: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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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8日
来源:People and Natur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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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农业政策中自然价值的表达与治理层级差异研究。本文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比较欧盟及德国在共同农业政策文件中对自然价值的表述。研究发现欧盟侧重绿色经济(工具性价值),而德国更强调自然保护(内在价值)和地球 stewardship(关系性价值),揭示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单一性及治理层面对多元价值的忽视,提出需区域化政策以包容多元价值。
农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既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潜在的解决方案。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对自然持有多种价值观念,这些价值不仅影响其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对生态保护的态度。然而,当前欧盟的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价值的多样性,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以及对某些群体的不公平对待。本文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探讨了欧盟和德国层面的农业政策文件中如何表达自然的不同价值,包括工具性价值、内在价值和关系性价值,并发现这些价值的表达在不同治理层级上存在差异。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然而,长期以来,CAP受到了“生产主义”话语的影响,强调提高农业生产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和农民对自然的看法,使他们更倾向于将自然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虽然CAP的实施对欧盟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自然价值在政策文件中的体现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分析欧盟和德国的政策文件,揭示了自然价值在不同治理层级上的表达方式和政策路径。
研究发现,欧盟委员会在政策文件中主要强调“绿色经济”路径,这种路径关注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即自然作为实现人类目标的手段。而德国的政策文件则更多地体现了“自然保护”和“地球守护”路径,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性价值。这种差异表明,虽然欧盟在推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较强的主导地位,但德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注重地方治理和文化背景,体现了对自然价值的多元化理解和表达。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德国国内环境组织和公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以及德国农业协会(Deutscher Bauernverband, DBV)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本文采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这是一种研究语言如何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能够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研究团队基于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提出的自然价值分类体系,分析了政策文件中所体现的四种价值路径:绿色经济、自然保护、地球守护和去增长。这四种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自然价值,例如绿色经济强调工具性价值,自然保护强调内在价值,地球守护则结合了内在和关系性价值,而去增长则涵盖了所有三种价值类型。通过这种分析框架,研究能够识别政策文件中隐含的价值倾向,并探讨这些倾向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研究还发现,自然价值的表达在政策文件中往往受到话语结构的影响。例如,欧盟委员会在推荐文件中强调“绿色经济”路径,这种路径通常通过支付生态系统服务、减少农业投入等方式来实现环境目标,同时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相比之下,德国的CAP战略计划则更注重保护自然,通过扩大保护区、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欧盟和德国在农业政策上的不同取向,也表明了在多层级治理结构中,政策制定者如何根据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和价值取向来调整政策内容。
此外,研究还指出,尽管政策文件可能没有直接表达对自然的价值判断,但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价值表达机构”的作用,即通过特定的话语框架来呈现和强调某些价值,而忽视其他价值。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对某些群体的“误认”,即政策制定者未能充分考虑农民、农村社区和公民的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例如,欧盟委员会在推荐文件中强调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对自然的内在责任感和生态知识。这种现象可能削弱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甚至导致农民对政策的不满和抵触。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然价值的表达如何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绿色经济路径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激励来实现环境目标,这种路径在欧盟和德国的政策文件中均有体现。然而,德国的政策文件在表达自然价值时,更加注重关系性价值和内在价值,这表明德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倾向于考虑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路径的多样性反映了农业政策在不同治理层级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表明了在多层级治理结构中,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不同的价值路径来回应不同的社会需求。
研究还发现,自然价值的表达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政治现实和经济危机。例如,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事件,使得一些国家重新审视生产主义政策,强调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升。这种趋势可能导致自然价值在政策中的表达受到削弱,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农民的抗议活动也反映出他们对政策的不满,尤其是在欧盟农业政策中,他们认为政策未能充分考虑自身的价值和利益。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欧盟和德国在农业政策中对自然价值的不同表达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研究还指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对自然价值的单一强调可能导致政策的不公平和无效。因此,为了提高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欧盟需要在政策制定中更加注重地方治理和多元价值的表达,推动更加包容和区域化的环境政策。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分析范围,包括更多成员国的CAP战略计划,以更全面地理解自然价值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表达和实现方式。此外,研究还应比较政策文件中表达的自然价值与地方社区的实际价值,探讨潜在的(误)识别问题。同时,应对比政策的宣传承诺与实际资金分配和政策效果,评估不同价值路径如何影响农民的感知和行为。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农业政策如何在不同治理层级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促进生态和社会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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