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赋予青年权力,还是仅仅让他们参与其中?——探究芬兰和波兰的青年参与式预算编制实践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Youth empowered or just involved? Exploring you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Finland and Poland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27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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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参与式预算在芬兰埃斯波与波兰卢布林的比较研究表明,两者虽均致力于通过参与式预算增强青年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但受制于制度差异与资源条件,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模式与挑战。埃斯波依托成熟的福利国家体系,构建了覆盖多部门的青年参与网络,但存在决策流程冗长与资金依赖性强的问题;卢布林则通过学校基精准化和外部资金支持推动参与式预算,面临行政负担过重与代表性不足的困境。研究揭示,青年参与式预算的可持续性需以制度嵌入、资源保障和代际赋能为前提,方能突破象征性参与局限。

  ### 青少年参与与参与式预算:潜力与局限

随着社会对民主参与和公民意识的关注日益增加,青少年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也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往往难以吸引年轻一代,导致他们对政治冷漠、参与度低。这种现象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年轻人群体对信息的获取方式和表达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机制似乎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探索新的参与形式,特别是将青少年纳入决策过程的创新实践,成为推动民主深化和青年发展的重要议题。

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作为一种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民主协商和集体决策,让居民对公共资金的使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然而,PB在大多数城市主要针对成年人,青少年的参与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将PB与青少年发展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青少年参与式预算(You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YPB)。YPB不仅关注青少年的参与,还试图通过其参与来促进公民素养的培养和民主意识的提升。这一机制的潜力在于,它能够激发青少年的创造力和责任感,同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实践民主的平台。

然而,YPB的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青少年参与往往受到结构性限制,如时间安排、参与门槛和资源分配等。在许多情况下,青少年的参与仅限于投票环节,而缺乏对政策制定的实质性影响。此外,YPB的推行还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一旦资金中断,项目可能难以持续。在一些城市,YPB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参与,而非真正的民主实践。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YPB的实际效果,也影响了青少年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信任。

在这一背景下,芬兰的埃斯波(Espoo)和波兰的卢布林(Lublin)成为研究YPB的重要案例。这两个城市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理解YPB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埃斯波作为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其政治体制深受北欧福利国家理念的影响,强调公共服务的高效性和包容性。相比之下,卢布林则处于一个政治体制转型的阶段,其参与式预算的实践更多受到地方政治和公民社会发展的推动。

在埃斯波,YPB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系统性。该市通过与赫尔辛基和万塔的合作,借鉴了成熟的PB经验,并将其应用于青少年群体。YPB在埃斯波的推行不仅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参与度,更是为了增强城市治理的透明度和响应性。通过学校和青少年中心的协作,埃斯波为青少年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然而,尽管YPB在埃斯波取得了初步成效,其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过程复杂性、时间跨度长以及资源分配的不确定性。

卢布林的YPB实践则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2023年获得“欧洲青年之城”(European Youth Capital, EYC)称号后,该市将YPB作为推动青年参与的重要工具。卢布林的YPB主要通过学校系统进行,旨在培养青少年的民主意识和公民能力。然而,由于资源有限,许多学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行政负担和时间压力,导致青少年的参与受到限制。此外,卢布林的YPB也存在“节庆化”的倾向,即通过短期活动吸引关注,但缺乏长期的制度支持和系统性影响。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YPB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其设计和组织方式,还受到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深刻影响。在埃斯波,YPB的推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通过系统化的流程和持续的资金支持,确保了其长期性。而在卢布林,YPB更多依赖于外部资金和NGO的推动,这使得其实施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此外,两个城市在参与方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埃斯波的YPB更加强调青少年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而卢布林的YPB则更侧重于学校环境下的民主教育。

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推动青少年参与方面的不同策略和文化背景。在北欧国家,如芬兰,YPB被视为一种系统性的政策工具,与更广泛的青年政策相辅相成。而在东欧国家,如波兰,YPB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转型的影响,需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找创新路径。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YPB的多样性,也强调了其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局限性。

总之,YPB作为一种民主创新,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其成功实施需要充分考虑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在埃斯波和卢布林的案例中,尽管两者都致力于提升青少年的参与度,但其实施方式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提醒我们,YPB的推广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YPB的长期可持续性也需要依赖于制度支持、资源保障和政治意愿。只有在这些条件下,YPB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促进民主深化和青年发展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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