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期经济与非经济慢性压力源的特征分析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Profiles of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chronic stressors at midlife

本研究针对中年群体压力源组合模式的研究空白，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美国1541名40-61岁成年人进行调查，识别出低压力源（46.3%）、混合压力源（22.7%）、高病假压力源（14.7%）、高失业压力源（8.5%）和高压力源（7.9%）五类特征群。研究发现压力源分布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相关，高压力组在人口学风险因素、社会支持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方面均处于最不利地位，为制定针对性的中年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当我们谈论“中年危机”时，往往联想到事业瓶颈、家庭重担和健康隐患交织的复杂图景。事实上，当代中年人群（特别是出生于1965-1980年的X世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挑战：美国心理协会2023年度报告显示，相较于青少年和老年群体，中年人在财务压力和健康相关压力方面表现出显著升高态势。这种年龄特异性的压力模式与中年期的发展任务密切相关——职业成就的追求、家庭责任的承担以及代际支持的提供，都可能转化为持续存在的慢性压力源。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青少年或年轻成人群体，对中年期压力源组合模式及其健康影响的认识仍存在明显空白。

为填补这一研究缺口，Moilanen团队在《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首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系统描绘了中年人群经济与非经济慢性压力源的组合特征。研究基于压力增殖理论框架，假设不同类型的压力源会以特定模式聚集形成风险剖面，且这些剖面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等保护性因素存在系统性关联。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地址基抽样框从全美邮政编码区域分层随机抽取101,200个家庭，最终获得1541名40-61岁成年人（平均年龄49.81岁，35.5%为男性）的有效问卷。主要测量工具包括修订版经济压力源量表（涵盖失业、就业不足、住房问题等7个维度）和慢性压力清单（包含普遍性压力源和角色特异性压力源共9个维度）。通过Mplus 8.8软件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与稳健标准误（MLR）算法，通过信息准则（AIC、BIC、SABIC）和似然比检验（aLMR）等指标确定最佳剖面数量。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研究识别出五个具有显著差异的压力源剖面：低压力源组（46.3%）在所有压力源维度均报告最低水平；混合压力源组（22.7%）表现为经济压力源中等但慢性压力源升高；高病假压力源组（14.7%）突出表现为工作病假保障不足，同时伴随就业质量问题和家庭压力；高失业压力源组（8.5%）以失业相关压力为主导，伴有保险保障缺失；高压力源组（7.9%）则在所有16个压力源维度均报告最高值。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压力源在各剖面间的区分度明显高于非经济压力源，证实了经济因素在压力组合中的核心地位。

剖面特征的协变量分析

人口学特征显示，低压力源组具有最高比例的白人（53.6%）、最高家庭收入（平均等级3.68）和最高在婚/同居率（56.0%），而高压力源组在这些指标上均处于劣势（白人33.7%，在婚率25.0%）。就业状态呈现梯度差异：高病假压力源组就业率最高（85.7%），低压力源组次之（68.0%），而高失业压力源组失业率高达55.5%。社区劣势指数显示，高失业和高压力源组居住环境的社会经济劣势最显著。

社会支持方面，低压力源组报告最高支持水平（平均4.60），高压力源组最低，三个中等压力剖面间无显著差异。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呈现明显梯度：低压力源组的身心HRQoL均最优，高压力源组最差，其中心理健康差距（η2=0.21）比生理健康（η2=0.14）更为突出。中等压力剖面中，高病假压力源组的心理健康优于混合压力源组和高压力源组。

敏感性分析拓展

额外分析发现，高病假压力源组居住在医疗补助扩张州的比例（42.8%）显著低于低压力源组（53.3%）和混合压力源组（55.1%）。无保险比例在高失业（25.6%）、高病假（24.5%）和高压力源组（29.5%）均显著高于低压力组（13.3%）。债务分析显示，高压力源组负债率和负债金额均最高，低压力源组最低，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压力与其他压力源的共生关系。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人中心视角揭示了中年期压力源的异质性分布，五个剖面的识别较既往研究（多报告3-4个剖面）展现出更精细的结构差异。结果支持压力增殖理论的核心假设：高压力源组呈现全面的风险累积，体现了压力从经济领域向其他生活域“溢出”的典型路径；而三个中等压力剖面的差异则提示了不同的增殖路径——高失业压力源组可能源于结构性劣势（如社区贫困）触发的经济压力链，高病假压力源组则反映了工作-家庭冲突背景下的保障缺失，混合压力源组则可能与健康问题触发的双向压力循环有关。

这些发现对公共健康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确认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H）的关键作用，支持通过政策干预（如高等教育补贴、全民基本收入）减少结构性不平等。其次，特定压力剖面与人口学特征的关联为精准干预提供靶点——针对高失业压力源组需强化就业培训与社区支持，而对高病假压力源组应推动带薪休假政策改革。最后，研究结果呼应了“风化假说”（Weathering Hypothesis），即系统性边缘化经历导致压力累积加速生理老化，这尤其体现在高压力源组中年轻少数族裔成员的健康劣势上。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样本非全国代表性、压力源测量采用二分法限制强度分析等。未来研究需通过纵向设计追踪压力剖面演变路径，并纳入童年逆境（ACEs）等早期风险因素，以更全面揭示压力增殖的生命历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