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摊贩空间正规化的矛盾逻辑：哈拉雷与库马西的比较研究

《Health & Place》：‘Displace, Dump and Cage?’: Contested logics of formalization of street trading in Harare and Kumasi

本研究针对全球南方城市中街道摊贩空间正规化政策引发的深刻矛盾，以津巴布韦哈拉雷和加纳库马西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城市管理者基于秩序、现代性话语的空间治理逻辑与摊贩基于生计需求的生存策略之间的冲突。研究揭示了空间正规化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其“ displace, dump and cage ”（DIDUCA）的内在逻辑往往导致摊贩的经济边缘化和空间排斥，而非真正的包容性发展。文章通过生命政治学和城市权利理论框架，分析了不同政治环境下摊贩的抵抗策略差异，为理解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非正规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在全球南方城市，街头贸易是大量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生计来源。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常常与城市管理者对“现代化”和“秩序”的追求相冲突。城市当局通常采取空间正规化作为核心政策回应，即将街头摊贩迁移至“指定的销售市场”。尽管这一政策意图被宣称为更好地管理摊贩并促进其向正规化实体过渡，但其实际效果却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和加纳的库马西这两座充满活力的非洲城市，这种张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座城市共同面临着城市非正规性上升、殖民城市规划遗产与现代主义城市愿景复杂交织的挑战。城市管理者推动空间正规化的逻辑，与街头摊贩赖以生存的空间实践和策略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这项研究旨在深入剖析这种对立的本质，揭示空间正规化背后的权力 dynamics（动态）及其对城市贫困人口生计的影响，相关成果发表在《Health》上。

为了系统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哈拉雷和库马西两地开展了一项深入的比较案例研究。该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主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进行。在哈拉雷，研究者对26名城市治理关键参与者（包括城市规划师、市政官员、政治领袖、公民社会领袖）进行了关键知情人访谈，并对19名街头摊贩进行了深度访谈，此外还组织了3场焦点小组讨论（分别针对女性摊贩、年轻摊贩和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摊贩），共计24人参与。在库马西，研究者对5名关键知情人（城市规划师、市政官员、政治领袖和传统权威）进行了访谈，对35名街头摊贩及其协会领袖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额外访谈了4名供应商、储蓄收集者及私营市场管理者。两地参与者的总样本量达到113人。数据分析采用了理论引导的归纳方法，并借助NVivo软件进行编码，重点从生命政治学理论视角分析权力如何通过治理理性、技术和实践来运作。

5.1. 哈拉雷和库马西城市当局的空间理性与治理技术

研究发现，哈拉雷和库马西的城市官员均将空间正规化视为一种治理技术，旨在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来实现秩序、现代性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哈拉雷，市政当局将创建指定销售点（如Coca-Cola市场、Copacabana区域）视为“驯服狂野城市”和实现“世界级城市”愿景的手段。官员们强调，非正规贸易需要在“法律框架”和“可控环境”下进行，其理由是为了吸引投资和维护城市形象。在库马西，随着Kejetia市场和交通枢纽的重建，市政当局将数千名摊贩临时搬迁至远离市中心的Abinchi市场和Racecourse市场，其明确目的之一是“将尽可能多的他们迁至偏远市场以解放城市”。同时，两地当局都将空间正规化视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途径，因为正规化的市场更便于监控和收费。这些做法体现了根植于殖民遗产的现代主义空间理性，其核心是净化、规训和控制，而非真正整合非正规经济。

5.2. 街头摊贩的体验、反行为与空间正规化的协商

面对空间正规化政策，街头摊贩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通过各种策略进行协商和抵抗。摊贩们普遍认为，指定的销售点位置偏远、缺乏客源，严重影响了其生计的可持续性。他们强调，其生意的成功依赖于靠近客户、空间流动性和运营灵活性等有机属性，而这些正是正规化试图剥夺的。例如，哈拉雷的摊贩指出，“顾客在中央商务区，而不是那些他们把我们推去的隐蔽地方”，库马西的流动摊贩也表示，“我的生意严重依赖移动”。因此，许多摊贩采取了“再非正规化”的策略，即尽管面临反复驱逐，仍坚持返回市中心更具战略意义的地点经营。他们通过非正式谈判、战略性流动和集体行动来主张其“城市权利”。这种“反行为”凸显了摊贩的能动性，以及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与自下而上的生存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5.3. 哈拉雷和库马西空间正规化的政治性

空间正规化的过程在两座城市都深受政治因素影响，但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哈拉雷，指定销售点的分配过程缺乏透明度，被认为深受党派政治和庇护网络的影响。摊贩和公民社会领袖指出，摊位往往优先分配给执政党成员，市政当局（通过中小企业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排除了摊贩的有效参与。相比之下，库马西Racecourse市场的空间分配最初通过摊贩协会领导层进行，相对透明。然而，政治干预依然明显，特别是在选举周期前后，摊贩会利用其“选票”力量进行“大胆侵占”，威胁投票反对执政党以换取在市中心经营的默许。此外，在Kejetia新市场建成后，摊贩也需要通过政治人脉才能获得摊位。这表明，空间正规化并非中立的技术过程，而是成为了强化 clientelist（庇护主义）权力结构和生产 socio-spatial inequalities（社会空间不平等）的场域。

本研究通过生命政治学和城市权利的理论透镜，揭示了哈拉雷和库马西街头摊贩空间正规化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城市官员的空间理性（追求秩序、控制、税收和现代性城市形象）与街头摊贩的空间实践（依赖流动性、灵活性和战略性区位）发生了根本性冲突。空间正规化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 displace, dump and cage ”（DIDUCA）的逻辑，即强行将摊贩从黄金地段驱逐，安置到基础设施不足、客流量稀少的指定区域，并施加严格监管，这更像是一种 containment（遏制）和 exclusion（排斥）的策略，而非包容性发展。研究还指出，不同的政治环境影响了摊贩的抵抗形式：库马西相对开放的政治空间允许更明显的集体行动和谈判，而哈拉雷的压制性政治环境则限制了公开抵抗，但摊贩仍通过日常的、个体的“拒绝政治”和“再非正规化”进行韧性应对。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批判性地审视了空间正规化这一普遍政策工具的局限性，强调若不能充分理解并尊重非正规经济的空间逻辑和生计需求，任何旨在“管理”或“整合”摊贩的顶层设计都可能遭遇失败甚至产生反效果。它呼吁城市治理应超越单纯的控制理性，转向更加包容、参与式和 context-sensitive（情境敏感）的 approach（方法），真正考虑摊贩作为城市空间共同生产者的角色，从而为实现更公正、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提供路径。论文的发现对于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全球南方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